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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天下同利”：刘邦克敌制胜的原因 前已言之，刘邦被项羽赶到僻远的巴蜀之地后，之所以有机会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在于项羽主持分封时犯下了分利不公的错误。其中利益遭到剥夺的田荣、陈余、彭越等在分封刚结束即重新起兵反项，打乱了项羽所安排的政治秩序与格局，项羽不得不与他们火并，刘邦才得以“劫五诸侯兵”东进。但刘邦能战胜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项羽集团，原因不仅仅限于利用项羽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刘邦能够顺应形势，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与天下同利。 其实，关于楚汉战争胜负的原因，在汉帝国定鼎之初就由刘邦发起过一次讨论：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47) 高起、王陵俱为高祖功臣，他们关于楚汉战争胜负原因的认识，代表了秦末谋臣猛将为主的士阶层的看法，也说出了他们弃项归刘的决定因素。当然，他们所谓的“与天下同利”只是与“天下之士”同利，以换取士阶层的支持拥戴。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整个楚汉战争中各种势力的离合，就会发现刘邦之所以能够在楚汉战争中逆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项羽集团，正在于他能正确回应秦末包括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做到“与天下同利”。 (一)饶人以爵邑，与士同利，是刘邦赢得谋士猛将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在楚汉战争中胜出的直接原因 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胜出的原因，在于他“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从王陵本人来看，利益驱动确实是他归附刘邦的最大理由。王陵虽与刘邦为故旧，但在高祖初起兵时，王陵亦拥兵自重，并无意相从，而项羽亦曾招揽过王陵。王陵之弃项羽招揽于不顾而归刘邦，一定是经过充分考量的。其原因就在于“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而高祖则“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考诸史实，王陵并非孤例。 前已言之，韩信、陈平都曾经是项羽阵营里的一员，他们抛弃项羽的原因，正是因为项羽不肯分利与士。韩信在“汉中对”中谓“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进而建议刘“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48)陈平在回答刘邦“天下纷纷，何时定乎”之问时，也持与韩信相近的观点：“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49)考韩信、陈平之分析，与高起王陵之论其核心观点基本一致，只是韩陈言之在事前，高王分析在事后。 张良曾为刘邦分析秦末士阶层的基本利益诉求：“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与义军领袖武臣游说河北诸县豪杰一事恰可相互印证：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50)这都说明“割地有土”“成封侯之业”正是秦末士阶层的共同追求，刘邦“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之策可以满足士之追求，故而赢得他们的拥戴。故韩信、陈平、王陵等相继归顺，纪信、周苛不惜以死报之，彭越、英布乐为效命。在他们的谋划之下，汉军实力也由弱转强，最终战胜了吝于封赏、欲与“非诸项即妻之昆弟”独享亡秦之利的项羽。这些谋士良将，都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高祖战胜项羽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 高祖不仅善于以利结麾下谋士猛将之心，更善于以利调动、组织各种力量共同反楚。贾谊对秦末义军做过精到的分析：“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51)高祖也深谙此理，在平定关中之后，正式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即发布“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之命，吸引当时各种力量效命。(52)韩王成被项羽诛杀后，韩太尉信便归顺刘邦，刘邦立他为韩王。此外，魏王豹也将兵相从，大大增强了汉军的实力。这也是在楚汉战争初期双方实力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刘邦能够与项羽对抗的一大因素。对于英布、彭越、韩信等足以影响战争格局的实力派，刘邦更是不吝封赏，以裂地分封来换取他们的效命。在第一次攻楚被项羽大败于彭城后，高祖随即做出这一决策：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53) 史实证明，“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这一策略对于战胜项羽集团至为关键。高祖所言的“共功”，与高起、王陵所言“同利”，只不过是一个铜钱的两个面，就其实质而言是一致的。因此，与其说是任用三人杰破楚，毋宁说是利诱三猛士破楚。 彭城之败后，为了使英布牵制项羽，为汉军赢得重新组织反攻的时间，高祖派随何游说英布背楚归汉。随何所以能说服英布，一方面固然由于英布与项羽已生嫌隙，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归功于随何向英布的许诺：“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54)英布正是得到扩大其地盘至整个淮南的许诺，才决意背楚归汉，成功牵制了楚军，使汉军赢得喘息时间。英布被楚军击破，间道归汉，高祖立英布为淮南王，与他共击项羽，保证了英布的利益。 在楚汉战争中，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之中”，很多都和“捐关以东与三猛士共功”这一策略有关，监督刘邦坚决而合理地执行这一既定策略，将这一策略的威力发挥到最大。汉三年(公元前200年)开始，楚汉之间进行了一场消耗战。“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55)“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56)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食尽援绝，请和项羽又不许，形势十分危急。手握重兵的韩信在破齐之后即欲自立为齐王，并不急于解刘邦之围，反而派遣使者委婉地向刘邦提出列土封王的要求：“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57)实际是和亟盼救兵的刘邦讨价还价。“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58)在这紧急关头，正是张良建议刘邦坚决执行以裂土分封换取支持的策略，才使得刘邦和韩信的合作没有破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挽救了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命运。汉五年，刘、项展开决战，高祖同样是以共分天下换取彭越、韩信的支持：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59) 在得到高祖裂土封赏的承诺后，韩信、彭越与高祖会师并击项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导致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彻底丧失了战胜的信心。于是慌乱中匆忙带领八百骑兵弃大部队突围，全军覆没，自己也被追及的汉军斩杀，从而彻底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可见，高祖能够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裂土分封，与韩信、彭越等共享胜利果实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之中”，也大都与劝高祖坚决执行这一策略有关。所以高祖的用三人杰致胜说，恰恰佐证了高起、王陵的说法。 王陵、陈平、韩信、彭越等之所以纷纷弃楚归汉，正是因为项羽“战胜不与人功，得地不予人利”而高祖则“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这些谋士良将都在高祖战胜项羽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高祖不可能以弱胜强，成就帝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