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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域化：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演变路径之一 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出发，如果忽略每一轮新旧更替的制度演进创新，仅从表面观察，历代乡村基层管理组织似乎是不断周而复始的。当旧的体系由于地域化与聚落化等途径而逐渐蜕变失效，为了确保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帝制国家必然会重新组建管理体系，来为自己服务。由唐入宋，传统的乡里体系逐渐蜕变，而由乡管以及后来的乡都体系所取代，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种更替与演进的历史过程，自然不免拖泥带水、新旧叠加。具体内容待另文讨论，这里先分析进入宋代以后传统里制的地域化与聚落化问题。 所谓地域化，指在那些“团并”了一组小型聚落来组成一个基层单位的地方，随着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不断演化，历时一久，这个基层单位与这一组聚落所涵盖的地域相互间关系固定化，于是就被转而用来专指其所联比的人户散布所及的特定地域。抽象一点讲，这种固定化或可称之为制度的凝固或沉淀。 由于赋役征发必须具体落实在相应的乡里组织，尤其在建中改制(780年)之后，赋役征发的主要依据从人户转移到土地亦即田籍之上，历时一久，一乡一里之田籍——实际上也就是某一特定的地域，不免产生凝固化现象。于是，本属联比人户的基层管理组织，就慢慢与这一特定地域形成了固定的对应联系，兼有了地域单位的性质。易言之，乡或里慢慢地已不再是管理数百或近百人户的基层管理组织，而成为专指某一特定区划的地理名称。 从唐到宋，乡制的演变最为典型。 唐廷关于乡的机构、吏员设置的规定，前后有变化。学界关于唐代乡的具体构建及其作用与性质的讨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27)正如张国刚指出的：导致对于唐代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产生种种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西域出土文献资料中，五百户的乡作为户口和赋役征发单位始终存在，却没有设置乡级吏员，不同学者由于观察视角各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不过，唐代乡均户数始终维持在五百上下的史实，可以证明无论我们如何观察乡的功能，“在唐代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中，乡毫无疑问是最基层的一级实体政务组织”。(28)这种所谓“实体政务”，主要体现于它在赋役、治安、教化等多方面的管理职能上面。 由唐入宋，乡制产生重大变化。一方面，经过长时期持续的省并，乡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产生了“一乡千家”、“千户之乡”的说法；(29)另一方面，由于乡所管辖的人户规模与地域范围都大大超过了旧制，职能也相对单一化了，因此在地方政务的实际运作中，不可能再以乡为基本管理单位来落实赋役、治安等职能。于是，乡就逐渐转向作为税率基本核算单位，即真正的税区。乡制的这一转轨至迟到北宋中期即已完成。(30)易言之，乡从唐代平均五百户规模的联户组织，转变成为一种地域单位。于是在乡之下，管理层级开始细化。 关于唐代乡级机构之下里与乡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学者既有持所谓“乡虚里实”说者，也有持“里虚乡实”说者。(31)但无论如何，及至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乡制的变化，由乡之下的管耆及后来的都保等基层单位来催税执行的趋势，是相当明确的。与此同时，随着乡从联户组织向地域单位转型的完成，与它的地域范围日渐确定，自北宋中期以后，各地乡的区划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长期稳定的趋势，及至明清，甚少变更。 乡之下的基层单位里的地域化，与之相似。 唐制百户为里，作为一种联户组织，它应是乡之下具体的催税执行单位。有学者曾提出唐后期乡村基层管理组织从“县—乡—里”结构向“县—乡—村”结构转变的假设。(32)关于这种结构转变的归纳是否完全恰当，容或再议；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可能正是从唐代后期起里的不断聚落化，给了这一假设以一定的支持论据。实际上，从唐到宋，里制演变的主要方向更在于地域化。 《淳熙三山志》所载南宋福州的例证比较典型。按福州共辖十二县，据此志卷2、3所载，各县在乡之下均记载有“里”。“里”之下，除少数未载下一层级地名，如福清县万安乡的万安、灵德两里，(33)以及有些仅载有一个地名，如闽县凤池东乡桑溪里(猎岭)，高盖南乡光德里(高湖)，安仁乡接贤里(浮白)等等之外，(34)绝大多数都记载有一组地名，如长溪县劝儒乡之下领有五里： 劝儒乡(县东北) 擢秀里：赤岸、盐埕、文翁桥、饭溪、沙江渡、龙首桥、三沙峰、火寨； 望海里：敛村、太姥山、  村、王陁九岭、益溪、大小圆塘、白露、盐埕(六十六灶)；遥香里：白林桥、翁潭、王孙、雁溪、三突； 育仁里：南北镇、后埕、沙埕(县四里)； 廉江里：桐山、骆驼岭、百秤。(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