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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落化：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演变路径之二 所谓聚落化，指一些基层单位由某一个(集村)、或由数个小型聚落(散村)构成的“行政村”来组建，历时一久，两者之间关系逐渐固定化，基层单位转而固定地特指这些聚落。(42) 《至顺镇江志》卷2《乡都》一目的记载比较典型。镇江府辖三县，南宋至元代，丹徒八乡，丹阳十乡，金坛九乡，《乡都》所载这三个县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情形类同，如丹徒县共八乡，其中： 高平乡，在县西南，都二，里十一。 十五都、十六都：高来里、同德里、兴业里、凭信里、会春里、辞仁里、慈子里、时鱼里、得仁里、莫村里、风仁里。 仙洞乡，在县西南，都四，里保村十一。 十六都、十七都、十八都、十九都：曲阳里、柜村里、塔山里、李庄里、唐庄里、八福里、汤湖里、胡庄保、赤岸村、官庄村、栅田村。 今散为村者九，惟曲阳、柜村、塔山、唐庄、八福、赤岸、栅田尚袭故名。(43) 分析《乡都》的记载，所谓“今散为村者”之“今”者，指此志编纂之时元至顺初年无疑；而“今”之前者，自然就是志书所说“旧志”的时期，亦即南宋后期了。其中，在乡、都之后记述所及的里，以及少量的保(大保)，源起于联户组织，自无疑义。这里记述所指，究系乡分之下的一个区域，还是特指某一聚落，则需要分析。其中，在多数里仍保留联户组织初建时所定“嘉名”的同时，也已有一部分变而取单纯的地名作为里名，如丹徒县长乐乡的村堡里、力庄里、包庄里与东庄里，义里乡的石门里、檀山里、梅墟里、黄山里、香山里与唐家里，丹徒乡的袁家里，平昌乡的唐村里与疑城里，高平乡的莫村里，仙洞乡的柜村里、塔山里、李庄里、唐庄里与汤湖里等等，都是。可见这些里既以村庄之名作为前缀，它们聚落化的史实也就昭然若揭了。同样地，自北宋熙宁年间创建的保甲组织，及至南宋，各地的都、保均以序数排列，是一个规律性现象，明显反映了它们原初作为联户组织的基本性质。但历时既久，它们与某些据以设置保分的聚落相互间关系趋于固定，也逐渐产生了与里制相同的演变路径，出现了某些以聚落之名称取代原来序数名称的现象，保名变成了这些聚落的专用名称，如丹徒县平昌乡的吴村保、后贾保等十二个保，以及仙洞乡的胡庄保等，就是如此。也因此，如前文所引仙洞乡的例证，才会出现那些明确属于聚落的如赤岸、官庄与栅田等“村”，与里与保等排列在一起的记述。在这里，里、保与村显属同一类型。 又所谓“今散为村”，当然不是指不再需要基层单位来负责必要的基层管理，而是指随着乡村基层单位的聚落化，原来源起于联户组织的里、保的组织架构被聚落化的行政村所取代，由行政村取代里、保等等来行使基层单位的行政职能。所以，原来各保的序数自不必说，即如原先各里的“嘉名”，也大多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湮没，只有聚落之名才被保留了下来。那些“尚袭故名”者，大多为具体的地名，亦即聚落之名，可为明证。更因此，由于人口繁衍，聚落增多，在大多数乡分，“散为村”的聚落比原来作为联户组织的基层单位数量明显增多了。 有一些地方志的记述稍简略，省略了“今散为村”这一过程，在“都”之下直接记述村疃聚落，如《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句容县的例证，(44)就是在都保之下直接列出村落，省略了关于大保的内容。又《至元嘉禾志》所载松江府的例证，(45)也是在保(都)之下，直接列出了聚落(村)，如“三保五村”，“三保七村”之类。当然，这些都是聚落化的“行政村”无疑。 由于绝大多数存世地方志记载的都是南宋后期及至元代的情况，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演变经过从乡管制到乡都制前后两轮叠压，从唐代延续而来的乡里制演变的信息大多被覆盖不存。尽管如此，除前文引述者之外，文献中还是留下了少量信息，使我们得以窥知里制演变过程中的聚落化现象。如： 邵武惠应庙神，初封佑民公，建中靖国元年，建阳江屯里亦立祠事之。(46) 祠庙所建的地点，不太可能在某一泛指的地域，而应该位于某一特定的聚落——一个由于乡里组织聚落化之后而弃嘉名改用地名、并用此地名来特指某一基层单位的“江屯里”。 如南宋后期饶州乐平县，据谭应斗《雁塔记》： 乐平县西北一舍许，里名白塔，淳祐中建安汤君铸以邑簿摄令事，过斯里，见士风彬彬，询为绍兴间故徽猷阁直学士谥忠宣洪公皓季子、端明殿学士谥文敏讳迈之孙侨居所也，因为取题名之义，易曰“雁塔里”。(47) 洪皓后裔聚居的聚落原名白塔里，后来建安汤某将其易名为雁塔里，总之都是以基层单位的名称来特指某一聚落。 同样也是关于乐平县，据《异闻总录》载： 乐平耕民，植稻归，为人呼出，见数辈在外，形貌怪恶，叱令负担。经由数村疃，历洪源、石村、何衡诸里，每一村必先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听。(48) 所述情节虽然事涉鬼怪，不过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当属客观。这里乐平耕民被鬼魅所驱使，“历洪源、石村、何衡诸里”，实际却是“每一村必先诣社神”，可见洪源、石村、何衡诸里，不过是各个村落之名而已。 又婺州义乌县： 乌伤有乡曰凤林，里曰王村，皆王氏之聚。(49) 可知义乌县有一个聚落称为“王村里”，“王村”，自是因为由王氏聚居而得名的一个村落，村名之后又缀以“里”，显见系由此处的乡里组织聚落化而成者。 造成乡村基层管理组织不断聚落化的关键是制度的凝固化，人口、习俗等因素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凝固化又必将反过来促成乡里制度的演进。总体看，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演变类型中的聚落化不占主流，它应该主要发生于由某些集村来组建联户组织的地方；演变的主要类型，则为前文讨论的地域化。 在地域化与聚落化之外，里制的演变还包括以下两种情况，虽然可能只存在于局部地区，但不应忽略。下文略作交代，以完善关于里制演变的叙述。 其一，随着乡之下的聚落不断行政化，取代了乡里组织的基层单位，从而使得作为一种组织架构的里逐渐被取代并实际消失。这就是文献中偶见的“一乡一里”之制，原唐代长安地区比较典型。 原唐代长安地区，宋代共设京兆、凤翔二府及华、乾、耀三州，下隶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据宋敏求《长安志》所载，及至北宋中期，二十四个县各乡之下的基层单位，有邨、社、里等，各不相同，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乾祐、渭南两县，前者为一乡三里，后者为一乡二里。其二，长安、咸阳等十一县，乡分之下所设之基层单位为里，而且为每乡各设一里。其中唯耀州富平县，设十一乡，里数同，里之下更载有二百七十九邨，其他十县则未载。其三，万年一县，七乡二里，乡分之下据载共有二百九十六邨。其四，兴平、临潼等十县，乡分之下或有邨，或有社，未载设里的情况。分析这四种不同的类型，可以推知从唐到宋，长安地区乡村基层单位演变的主要趋势，就是聚落村社不断行政组织化，逐渐顶替里成为乡分之下的基层单位，即行政村，里则被架空，并最终消亡。 四个类型的差异，可以说明它们正处于里制逐渐消亡的不同阶段。即：类型一，设里之数虽已比原初一乡五里的制度设计大为减少，实际上也就是里之下聚落行政村的兴起，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里的功能，但在这些地区，里毕竟仍属乡分之下的基层单位。类型二，已是乡里合一，整齐的一乡一里之制。志书虽然未备载乡(里)之下行政村(邨或社)的情况，实际必然由行政村或其他类似的基层单位来承担行政事务，可以断定。至类型二的阶段，里已经完全名义化了。类型三，富平县虽设有七乡，乡之下更有二百九十六邨，里则仅有两个，这说明在多数乡分里已经完全消亡，连名义亦不复存在，仅在两个乡分尚存里名。及至类型四，在乡分之下，志书仅载邨社之数，已不载里数，可见里的名义完全消亡，达到本地区里制演变的完成状态。 长安地区的情况并非特例，在其他地区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如南宋的泸州与明州(庆元府)。 南宋泸州辖泸川、江安、合江三县，各县情况略有不同，其中倚郭泸川县“八乡八里三十四都”，即为乡里合一，只是与前述长安地区略有差异，不是由邨、社等行政化的聚落，而是由北宋熙宁年间后新组建的保甲组织来作为基层单位。(50)江安、合江两县情况虽略有差异，里制趋于消亡也是一致的。南宋明州(庆元府)六县，其中倚郭鄞县，以及定海、象山等三县，均为一乡一里、乡里合一的设置，总之，是由行政村或保甲组织替代里，成为乡之下的基层单位。(51)奉化、慈溪、昌国等其他三县的乡里设置，虽说并非规整的一乡一里之制，实际也都处于类似的演变过程之中，如奉化县连山乡，慈溪县鸣鹤乡与昌国县安期、金塘、蓬莱等三乡，也都已成一乡一里之制。(52) 其二，北宋熙宁年间组建保甲，个别地区以因循旧制，并未遵循朝廷条文的规定，严格按户口数联比人户，新建保甲组织，而是简单地将原乡里架构改为保甲组织，新瓶装旧酒，应付了事。这里又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如真州，直接以里改易为都保；(53)另一种如越州上虞县，则是在乡之下设都保，更以原来的里改为都保之下的大保。(54)所以，熙宁年间各地简单地将里改名为都、为保，这也就成为里制演变、湮没的另一个途径。尽管，无论是乡里合一，还是被保甲组织取代，总体上所占比例应该都很有限。 归纳而言，无论是聚落化、地域化，还是关于乡里合一或者直接改名为保甲的少量例证，及至北宋中期，传统的里制已不复作为乡村实际运作之中的基层管理组织，可以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