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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所谓“近古时期”，指以两宋时期为中心，向前追溯至唐末，向后延及元初，因其很难以传统的朝代体系来指称，所以采用这一相对宽泛的时段名称。 ②学界关于秦汉至唐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代表性的论著如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中村治兵衛《中国聚落史の研究》(《中村治兵衛著作集》第3卷，東京：刀水書房，2008年)，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等，是笔者据以理解中古之前乡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学术文献。一些著名学者关于近古时期该领域的引领性论著，如周藤吉之《宋代郷村制の变遷過程》(氏著：《唐宋社会経済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561—644頁)，佐竹靖彦《宋代郷村制度之形成過程》(《東洋史研究》第25卷第3号，1966年，第244—274頁)，柳田節子《宋元郷村制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5年)，吴泰《宋代“保甲法”探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8—200页)，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更构成了本文讨论的基本学术史背景。关于这一领域学术史的综述，可参见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绪论”，第1—33页。 ③关于“乡原体例”释义，参见傅俊：《南宋的村落世界》第5章第3节《乡原体例与官府运作》，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186—200页。 ④《永乐大典》(残本)卷2217“泸”字韵引《江阳谱》，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6册，第20b页。 ⑤例如夏维中在主要参考了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后，注意到至南宋中后期乡都制的广泛推行，以及“不少地区的方志中仍保留里名”的现象，但他仅简单地认为这些“里”“绝大多数已并不在乡村基层建制中发挥实际作用，而只是名称的遗存而已”。(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1页)又参见周藤吉之：《南宋郷都の稅制と土地所有——特に經界法との關聯に於いて》，氏著：《宋代経済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434—556頁。谭景玉质疑夏维中关于宋代乡里制度名存实亡的解释，认为“北宋至和二年里正被废以后，乡的行政功能并未消失，依旧存在了一段时间”。(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第63—64页)但参与讨论的学者，均未正面解释为什么到南宋时期乡村基层组织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不少地区的方志中仍保留里名”的现象。 ⑥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3《乡里》，影印1914年《吴兴丛书》本，《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91—4694页。 ⑦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3《乡里》，影印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宋元方志丛刊》，第4431—4435页。 ⑧关于南宋乡都制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见周藤吉之：《南宋郷都の稅制と土地所有——特に經界法との關聯に於いて》，氏著：《宋代経済史研究》，第434—556頁；吴泰：《宋代“保甲法”探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第178—200页。 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册，第952页。 ⑩王应麟：《玉海》卷20《开宝形势版簿》，影印光绪九年(1883)浙江书局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册，第405页。 (11)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第57—60页。 (12)《魏书》卷14《元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3页。 (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朱子全书》，第21册，第952页。 (14)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29《乡都》，影印光绪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册，第708页。 (15)徐幹：《中论》卷下《民数第二十》，《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5a页。 (16)《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8—2089页。关于唐代厘定乡里制度令文的系年，仁井田陞已有讨论，认为见载于《旧唐书·食货志》、《通典》卷3《食货典三·乡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页)、《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3页)等各种史籍中有关乡里制度的文本，当分别出自武德令、开元七年令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等。(参见氏著：《唐令拾遺》“戸令第九”之第一条，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復刻版，第214—216頁)其中不同令文所反映的制度细节的前后演变，或可置而勿论，但唐廷构画乡村基层组织的制度框架当形成于王朝的前期，应该可以肯定。 (17)参见赵不悔修，罗愿纂《(淳熙)新安志》卷5(婺源、黟县、歙县等县)、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3(长兴、安吉等县)、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12(嵊县)、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20(临安县)等关于各地“乡里”的记载。 (18)参见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14页；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期。 (19)参见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329页。 (20)吕南公：《灌园集》卷14《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3册，第140页上。 (2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83，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57册。 (22)吕南公：《灌园集》卷14《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又书》，影印文渊阁《四库金书》本，第1123册，第142页上。 (2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朱子全书》，第21册，第954页。 (24)陈元晋：《渔墅类稿》卷1《乞差甲首催科札子》，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钞本，《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78册，第48页。 (2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4之34，第128册。 (26)佚名纂修：《无锡志》卷1《总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元方志丛刊》，第2191、2192页。按，据四库馆臣考订，此志为“洪武中书”，而其中关于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记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后期制度，可以肯定。 (27)参见前揭中村治兵衛《中国聚落史の研究》的相关部分；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中国史硏究》1989年第2期；王永曾：《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以及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的相关部分。 (28)参见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14页；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期。 (29)刘寺丞：《母子不法同恶相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2页。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影印明抄本，《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70册，第256页。 (30)参见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期。 (31)尤其参见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及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部分。 (32)参见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第5章《乡里制向乡村制的转变》，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3年，第154—195页；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3)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叙县·福清县》，影印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宋元方志丛刊》，第7807页。 (34)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2《叙县·闽县》，《宋元方志丛刊》，第7798、7799页。 (35)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2《叙县·长溪县》，《宋元方志丛刊》，第7803—7804页。 (36)莫尚简修，张岳纂：《嘉靖惠安县志》卷1《图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1982年影印本，第3b页。 (37)刘天锡：《新设乳源县记》，张洗易修，李师锡纂：(康熙)《乳源县志》卷1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86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9册，第209—210页。 (38)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2《叙县·长乐县》，《宋元方志丛刊》，第7805页。 (39)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叙县·福清县》，《宋元方志丛刊》，第7806—7807页。 (40)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15《祭亡妻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20页。 (41)程珌：《洺水集》卷7《富昨寺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1册，第332页上。 (42)一般地理学意义上的“聚落”，指人类各种形式聚居的总称。本文所讨论“聚落”的概念，特指近古时期乡村社会人们聚居的形态，一般可分为集聚型(集村)和散漫型(散村)两种类型，可参见鲁西奇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氏著：《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7—60页) (43)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2《乡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44)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卷4下《疆域志二·坊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元方志丛刊》，第5522—5523页。 (45)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3《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4431—4432页。按：志文在“乡”之下所列之“保”，与绝大多数的其他县区一样，实际应当就是都保，只是在松江地方习惯称保不称都而已。 (46)佚名：《异闻总录》卷2，影印上海进步书局本，《笔记小说大观》，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年，第1册，第273页。 (47)谭应斗：《雁塔记》，李榕纂修：(同治)《乐平县志》卷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8165。第353册，第62页。 (48)佚名：《异闻总录》卷1，《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第269页。 (49)王柏：《鲁斋集》卷20《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军王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6册，第283页上。 (50)《永乐大典》(残本)卷2217“泸”字韵引南宋《江阳谱》“乡都”，第16册，第18a—b、20b、22b页。 (51)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2《鄞县·乡》(里村附)，影印清咸丰四年(1854)《宋元四明六志》本，《宋元方志丛刊》，第4882—4883页：胡榘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13《鄞县志第二·叙赋·乡村》、卷19《定海县志第二·叙赋·乡村》、卷21《象山县志·叙赋·乡村》，影印清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宋元方志丛刊》，第5159、5235、5268—5269页。 (52)胡榘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15《奉化县志第二·叙赋·乡村》、卷17《慈溪县志第二·叙赋·乡村》、卷20《昌国县志·叙赋·乡村》，《宋元方志丛刊》，第5188、5212—5213、5251页；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2《乡村》，影印清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宋元方志丛刊》，第6073—6076页。 (53)申嘉瑞修，李文、陈国光等纂：《隆庆仪真县志》卷3《建置考·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a—b页。 (54)储家藻修，徐致靖纂：《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20《坊都》，影印光绪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42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55)参见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期，第129—132页。 (56)承王瑞来教授提示：日本近代以来郡制的变化与此类似。1890年以降，日本在府县和町村之间设郡，与市平级。1926年郡制被废，不再是行政区划，但作为地理名称却被保留了下来，所以现在标识日本的地名，县市之下常常还须标明某郡，正缘于此。 (57)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卷4下《疆域志二·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5518页。 (5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9《潭州奏复税酒状》，《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0b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