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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语言与现实、理论、实践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在概念史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在当下中国与世界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概念史研究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宏图：国内没有对西方早已存在的概念史理论和方法引起重视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概念史是西方学者在思想史研究中创立起来的，而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没有及时跟踪到这一理论和方法，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尚未系统地运用外文文献跟踪、关注这个领域。 其次，历史学领域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及时地进行消化吸收。例如，概念史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但历史学并没有关注和吸收这些“营养”，反而是研究德国解释学的一些哲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概念史问题。 另外，历史学领域相对缺乏思考、总结与提炼理论与方法论的意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一些学者在内容上展开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总结与提升。这与研究的深度和视野的宽度不够有关，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的“野心”，当然也与缺乏学术争鸣的氛围等有关。 更重要的是，概念史研究直指社会建构的基础，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概念历史的多样性面前，我们需要时常叩问自己：我们将选择什么？我们将界定和重构起什么样的概念含义？说到底，概念史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主体性的自我该进行怎样的选择？人们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该怎样行动、扮演怎样的实践性角色？ 周保巍：概念史研究对现实的观照，主要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实践性这三点研究预设上。 我认为，通过重点考察“概念”的“社会政治内容”，概念史在“语言”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不像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所揭明的那样：“关键词”只是社会世界的镜像。 斯金纳、考泽莱克等学者从概念史研究的层面，对雷蒙·威廉斯的结论给予否定。他们认为，概念绝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现实那样简单。相反，概念具有能动性，有“行动的维度”和“行动的禀赋”，能够“制造”现实。例如，针对“棍棒和石块可以让我皮开肉绽，但词语却绝不会损我毫发”的说法，考泽莱克回应以爱比克泰德的名言：“不是行动惊骇了人类，而是描述行动的言辞惊骇了人类”，而蒙克则回应以“刀斧可以砍下君主的头颅，但唯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废除君主制”。这些都是概念能动性作用的表现。 具体而言，“概念”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复原和拓展“概念”的意义空间来突破“语义专制”，从而将人们与主流的概念化方式拉开距离，借以达至批判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那种如霍布斯般通过垄断“概念”的定义，通过将“意义”标准化、固定化，从而实现“绝对统治”的企图屡见不鲜。另外，通过赋予旧概念以新的意义，铸造新的概念，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也得以生成。考泽莱克认为，正在兴起的概念可以激发出新的现实。 因此，正如概念史的先行者之一麦金太尔所言，既然掌握概念涉及行为，或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以某些方式改变概念，无论是通过修改现存的概念还是创制新概念或摧毁旧概念来进行，都将改变行为。理解道德世界和改变这个世界绝不是不相容的任务。 李宏图：对当下中国的意义而言，概念史研究为学术研究的开拓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概念史研究为我们阐释近代以来的中国所形成的“思想—知识”谱系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我们在接受和选择了诸如“代表”、“阶级”、“市场”等核心概念时，其原有的含义是什么，其理论基础何在，以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等等。通过这一分析，从而有可能比较自觉地展开我们自身的社会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