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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须重视文化、历史传统的独立性和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各种唯心史观无限夸大思想、观念、文化的作用，用精神因素解释历史，无疑是荒谬的。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认为，思想、观念、文化等因素属于上层建筑，由生产关系最终由生产力所决定，并服务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服务分两种：或者适应生产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者相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因此自身被彻底改造。这样讲并不错，但是把问题大大简单化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实践和人与人的交往实践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历史发展就是二者的交互作用。他的思想极大地突出了人的交往活动，这是有道理的。事实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确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是只有在工业文明中，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的决定性作用才十分显著，引人注目。马克思只是在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发现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之后，回过头来看，才发现此前的全部社会历史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和决定的。他把这称作“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工业文明之前，宗教、道德等因素的作用，或者个人的作用更突出。这种情况形成了对以往理解的唯物史观解释力的挑战。即使在工业文明兴起以后，由它推动的现代化运动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也有不同表现。联系前工业化时期的情况，理论界产生了历史发展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对把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的质疑。 上述情况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按照大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基础是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必然带来科学知识和生产力的增长。这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一来源，是决定历史面貌的主要因素。然而它并非唯一因素。在自然、社会和人三者组成的系统中，不同民族因地理环境的不同，甚至是遗传基因的差别，自远古以来便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活动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并且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不同的文化与历史传统。文化和传统具有保守性，一旦形成便比较稳定，是被科学知识和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与决定的被动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对它们造成压力，迫使它们作出反应。但是在既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有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终将被改造、淘汰；有的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吻合，会得到发扬；也有大量的内容是中性的，或者说是有弹性的，加以适当改变可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需要。后两种内容对社会适应生产力发展做出的改变发挥着重要影响，能够在新的上层建筑中继续存在。由此造成，不论那一种社会形态，不同国家各有特色。英国、日本、新加坡、美国都是高度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英国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新加坡处处可见儒家学说的影响，美国则有明显的“牛仔”精神。 在这方面，儒学是典型例证。儒学是孔子在两千多年以前针对中国社会急剧改变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创建的。其基本宗旨是建立一套道德规范体系，对处于社会等级关系不同位置的人的行为分别提出要求，一视同仁加以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生活“和而不同”，和谐有序。近一百年来它受到持续不断的强烈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作为糟粕扔进历史垃圾堆。但是东亚的一些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实际上是带有明显儒学特色的资本主义，孔子仍被奉为圣人。在今天的中国，举国上下为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努力，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儒学。在今天的中国，尊孔读经蔚成风气。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 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但是不论哪个阶段，儒学都起了重要作用，离开对它的认知，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法理解。这是因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可以不同，但是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人不可能在事实上完全平等，长幼尊卑的等级差别永远存在，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对儒学的需要。就此而言，儒学的价值是中性的，超历史的。 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应该在自然、社会、人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历史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不仅不能把历史归结为天命、神意或者人的思想观念，也不能把与它相关的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在涉及历史存在与事件的具体形式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