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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艾略特指出《埃涅阿斯记》显露出历史思维的新视角，并将其定义为神意下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部具有美学和社会意义的精美绝伦著作。预定性的历史叙述范式，恰好是基督教的诠释人类历史的基本模式。奥地利学者海克(T.Haecker)在著作《维吉尔，西方之父》中认为维吉尔乃是唯一的一位“异端”，能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并列。《埃涅阿斯记》是除《圣经》以外，包含了大量的对历史预定的著作。“不管喜欢与否，知晓与否，我们仍处于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历经迷途之后，最终自觉(sua sponte)接纳基督教。”(19)《埃涅阿斯记》着实给读者强烈归属感，维吉尔在20世纪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众多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政客等心目中的文化偶像。《埃涅阿斯记》也被当作了基督教的先验之作，西方文明的奠基之本。艾略特对海克的观点进行了延展，指出罗马历史和拉丁文都各有其宿命，此独特的宿命又和我们每个人的宿命相合。维吉尔也被认为本质上具有基督精神(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埃涅阿斯也成为了基督教式英雄的原型。(20)《埃涅阿斯记》描写手法和基督教《新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督教《旧约》常常被理解成是记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而《新约》则是充斥着对此些事件的重复，抑或从另个层面逆转。《埃涅阿斯记》讲述一群流浪的特洛伊人寻求家园，如该书第六章中女巫对埃涅阿斯的预言，此预言已经表明接下来埃涅阿斯等人将会“重演”特洛伊战争，寻回他们失去的家园。一个新的特洛伊城—罗马会建立。(21)这种对《荷马史诗》的重复和逆转，也常常被学者用来比较《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历史以一种来世论的方式被解读，当然对于罗马人来说，此情此景的来世论不可能和基督徒的来世论相提并论。但是对于奥古斯都和维吉尔时代来说，这是一种希望，即“黄金时代”可以复回。因此罗马文化也被当做基督教文化的前奏。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帕里(A.Parry)、克劳森(W.Clausen)、布鲁克斯(Brooks)等人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对传统“欧洲学派”在维吉尔的解释问题发难。该学派运用德国学者博施的象征手法对《埃涅阿斯记》进行研究，但却得出与博施相反的结论。首先，1963年帕里发表题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两种声音》一文，认为维吉尔公开(public)是对奥古斯都胜利的讴歌，实则私下(private)对其胜利的一种悲叹。(22)史诗在伟大荣耀的罗马表面下，却对胜利持一种悲观态度。克劳森同样强调政治胜利背后的黑暗面和帝国主义的代价，此种代价是维吉尔想传达最关键的信息，胜利者和受害者都付出了代价。《埃涅阿斯记》的情节乃是一部关于失败和遗失的历史，罗马的胜利犹如“皮洛士胜利”般，其中包含太多人类精神的缺失。埃涅阿斯在命运中已经深度忧郁，可以说是处于半瘫痪状态。(23)帕里指出埃及艳后克莱奥帕特拉就是迦太基女王迪多的原型，但是埃涅阿斯不全是奥古斯都，很可能是奥古斯都的死对头安东尼，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媾和之事，在当时的罗马看来有伤风化。(24)对于之前学者关于埃涅阿斯实为“奥德赛式”的英雄的观点，克劳森却提出异议。他认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不属于荷马，不具备奥德修斯的机警和内心淡然。他总是心事重重，内心被责任(pietas)和命运牵引，枕戈待旦。埃涅阿斯几乎空无激情和独立人格。(25)在埃涅阿斯和迪多的关系上，他被描写成一位始乱终弃的负心人，面对迪多陈词慷慨激昂，埃涅阿斯的辩解仅限于前往意大利非出于自己的意愿(Italiam non sponte sequor)。 “哈佛学派”对《埃涅阿斯记》的新解读与以海因策、博施等为代表的“欧洲学派”的乐观见解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主张，要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埃涅阿斯记》。悲剧的《埃涅阿斯记》便是其中的一种新视角，这也是哈佛学派在研究《埃涅阿斯记》时最为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维吉尔这位奥古斯都时代伟大的罗马诗人被冠以悲剧作家之衔古已有之。古代学者塞尔维乌斯(26)和马克罗比乌斯(27)，在对古代著作进行注释之时，认为维吉尔通晓希腊悲剧，并在创作埃涅阿斯纪时将悲剧手法借用过来。海因策(R.Heinze)的《维吉尔史诗技艺》一书中对《埃涅阿斯记》第4章迪多女王的悲剧因素研精阐微，他认为迪多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主角的定义。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经历了命运的逆转(peripeteia)，被埃涅阿斯始乱终弃，最终香消玉殒。(28)《诗学》中指出悲剧创作要达到的效果是激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逆转(peripeteia)乃是整个悲剧结构的核心。(29)海因策对此章的解读仅仅是以希腊悲剧的传统为出发点，他着重于史诗的所带来的悲剧的情绪，并没有对整个史诗性质有所怀疑，他仍以史诗的全局为侧重点，对《埃涅阿斯记》整部作品做出乐观的解释。然而哈里森(E.L.Harrison)在题为《维纳斯为何穿上靴子？——《埃涅阿斯记》1.314节中的折射》一文中指出维纳斯的靴子(cothurnus)实系悲剧之靴，(30)暗示维吉尔从一开头就给作品染上了悲剧的色彩，同时给后面第4章迪多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31)哈里森认为很多学者通常忽视了第1章将维纳斯作为了开场白(prologue)，进而没有意识到悲剧已从这里开始。 莫勒斯(J.L.Moles)把迪多的行为分为5个部分。首先，迪多爱上埃涅阿斯(I.717-722)。迪多此时对命运全然不知(inscia)，她在维纳斯的布局之下中了丘比特之箭，莫氏描述她为无辜的受害者。其次，迪多内心中的挣扎和她与闺蜜安娜的对话(IV.20-55)。迪多在意识到自己不能自拔地爱上埃涅阿斯后，内心对已逝的丈夫充满愧疚。莫氏认为她对爱情具有强烈责任感。(32)迪多接下来的行为已经不遗余力地表明她的悲剧形象，维吉尔将她比喻成一只被箭刺伤小鹿，难逃厄运(IV.70-73)。迪多和埃涅阿斯的婚礼乃是迪多故事的高潮，也是莫氏文中迪多的第三个行为(IV.165-172)，维吉尔用“ille dies primus leti primusque malorum”(不幸和死亡的日子)(IV.169)已经影射迪多的悲剧命运。信使之神(Mercury)到来中断了迪多的“幸福”，她意识到埃涅阿斯将会离开，这是迪多第四个行为(IV.418-449)。埃涅阿斯去意已决，迪多歇斯底里地挽留也无济于事。信使之神的到来莫氏称之为悲剧中的逆转(peripeteia)，最终导致迪多决定赴死。迪多的自戕是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行为(IV.473-553)。迪多万念俱灰，自愿一死，维吉尔描述其实她不值得去死。(33) 对于“哈佛学派”的维吉尔学者来说，悲剧便与私下(private)的悲观解读同义，相应的公开(public)的诠释《埃涅阿斯记》具有史诗性。亚里士多德的对悲剧阐释着重强调个人在作品中的经历，主人翁的悲剧情节和作品所带来的悲剧思绪。迪多的故事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故事情节上都符合希腊悲剧的标准，因此迪多乃是维吉尔笔下不折不扣的悲剧女主角。莫氏对于《埃涅阿斯纪》中悲剧评注，也是依据以个人的经历和心理活动的变化为侧重点。然而，此种因素在悲剧中的考量已经逐渐让位于当城邦结构正经历破茧之势时，对其内部紧张局势和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是一个急剧变化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较量，精英和大众的博弈，悲剧的魅力伴随着它的阈限和对道德的违背已在历史的大环境中缓慢地与城邦的蜕变紧密相连。此种对于悲剧的考量，是否可以重新考察《埃涅阿斯纪》中的悲剧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