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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涅阿斯纪》的最后一章即第12章，讲述埃涅阿斯和图尔努斯的战争。图尔努斯之死已被神意预定，埃涅阿斯急切想向图尔努斯复仇，主神朱庇特遣盛怒(Fury)注入埃涅阿斯之剑，像一阵黑旋风卷入图尔努斯的体内(XII.855)。哈迪(P.Hardie)认为维吉尔是以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为蓝本，该剧中奥林匹亚诸神和复仇女神(Erinyes)达成同盟，并将复仇女神划归为雅典的荣誉公民为结局。朱庇特和盛怒女神在最后一章的出现，从词源学中的双关意义来说具有弦外之音：盛怒女神“出现”(apparent)在朱庇特的王座之旁，恰如罗马的裁判官(apparitores)一般，作为官方暴力的代表，此刻的盛怒女神或许已被比作手持棒条和斧头的罗马侍从。此种影射不仅是个英雄行为的问题，更涉及了国家管理的结构组织上的疑问。维吉尔在这里引出了合法权力和肆意暴力之间的关系问题。(34)法国学者维尔南(Vernant)指出阿提卡悲剧系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特殊环境的产物，挣扎着同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变革城邦达成协议，因为此时旧有的观念和新的立法和政治制度有所龃龉。(35)然而，维吉尔时期的罗马正处于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型期，如果说罗马历史上存在“悲剧”的时期(套用维尔南的言语)，那么必定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前后，此时渥大维和罗马人民正在商议未经实践的新元首制和行将就木的共和制在制度和观念上的巨大鸿沟，此时的罗马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维尔南学派专注于城邦中的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精英个人和民主制前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果说阿提卡悲剧检验了公元前5世纪已逐渐过时的个人英雄主义问题，那么奥古斯都时代的史诗则需面对相反的问题——新专制个人主义从集体主义的共和制的脱离。 哈迪认为图尔努斯之死便是很好的佐证：国家制裁的暴力和恐怖(Jupiter' Fury-lictor)在个体英雄埃涅阿斯出人意料的行为中显露无遗，同样也是帝国在制度上始终存在的如何克制和转移元首盛怒的关键问题。(36)威廉姆斯(R.D.Williams)以为维吉尔在他所能见范围内，秩序和受惠于民政策的制定将是最佳状态，若国家被个人的野心和残暴所操纵将会亏名损实。公开地，维吉尔认为罗马的使命是平定和教化寰宇，此种观念在《埃涅阿斯记》中多次体现，私下的声音却不断对悲剧人物发出哀叹和同情。(37)普特南(M.C.J.Putnam)在《埃涅阿斯记的诗学》一书中强调埃涅阿斯在最后已沦为愤怒和暴力的猎物，暴力和非理性缠绕埃涅阿斯使其最终不是拥有胜利，而是完全的屈从。(38)图尔努斯之死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悲剧，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悲剧。图尔努斯和迪多的悲剧都能引起读者在情感上的同情。《埃涅阿斯记》第6章末尾马克卢斯(Marcellus)的英年早逝和第12章末尾的图尔努斯之死相辉映，马克卢斯作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英年早逝通常也被认为是帝国的损失，但同时也折射出帝国在继承制度上的缺陷，帝国的安危往往系于元首和其继承人的身体康健，因此继承人方面的问题通常也令元首最为棘手。 埃涅阿斯的传说和奥古斯都的历史存在着换喻上的因果联系，如古代校勘家塞尔维乌斯所示，以埃涅阿斯的功绩颂扬奥古斯都。但更为重要是我们要去理解传说中的事件和就近历史隐喻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处理古代与当下的罗马在阿提卡悲剧中的呈现问题。近年来就《埃涅阿斯记》内部的理念和结构中所含阿提卡悲剧的影响的研究蔚为成风，大致得出以下两种结论：首先，学者意识到《埃涅阿斯记》在深层内容和结构上的悲剧元素；其次，关于悲剧或悲观描述《埃涅阿斯记》还是讴歌或乐观的疏解显然没有盖棺定论。哈迪指出维吉尔受亚历山大学派的影响，其创作有新诗学的遗风。《埃涅阿斯记》包含多种文体，具有羼杂之属(generic mixture)的特点，读者除了能感受到史诗和悲剧的特性以外，还有田园诗和爱情挽歌的痕迹，因此哈迪称其为“复调音乐”之属(generic polyphony)。(39)哈迪实际上对欧洲学派和哈佛学派的观点进行了综合。 “哈佛学派”对“欧洲学派”的发难引发了学者对维吉尔是不是奥古斯都政治上拥趸的怀疑。维吉尔有无对罗马帝国的未来惝恍迷离？笔者站在传统“欧洲学派”立场上，认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是对奥古斯都伟大功绩的讴歌。维吉尔在书中明确写到埃涅阿斯对意大利的征服实则孕育着一个帝国的来临： qui gravidam imperiis belloque frementem Italiam regeret,genus alto a sanguine Teucri proderet,ac totum sub leges mitteret orbem. 给意大利带去统治的勇士，将孕育一个帝国. 他有着特洛伊图瑟王子的高贵血统， 并让整个世界有法所依。(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