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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垄断资本与战时国家调控机构的结合 为调动工业满足战时需要，沙皇政府赋予了战时国家经济组织调控工业生产和分配的广泛权利。垄断资本为利用战时国家经济组织服务自己的利益，试图渗入并控制国家调控机器各个环节，从而使垄断资本与战时国家经济组织完全交织在一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垄断大亨作为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成为战时国家经济组织的成员，这为他们利用该调控机构服务自身利益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例如，运输特别会议的成员包括工商业代表大会委员会、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冶金加工工业代表大会委员会、乌拉尔采矿工业代表大会委员会和私营铁路公司管理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5](P140)，在粮食特别会议中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代表的人数各占一半。[8](P86)历史学家А.Л.希罗多夫在评价垄断资产阶级在四大特别会议中的作用时指出：“参加国家调控机构的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不仅在战时调控组织中帮助了沙皇政府，而且也捍卫了狭隘的集团利益。”[8](P119) 其次，战时国家经济组织依靠大资产阶级组织发挥作用。大资产阶级组织形式上仅是连接国家和工业企业之间的媒介，但实际上则是国家调控机构的执行组织。以军事工业委员会为例。据莫斯科地区财政部门的官方资料显示：在1917年5月1日之前，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棉花部门执行军事订单总额是8亿卢布，其中仅在1915-1916年间执行的订单总额就达到6亿卢布。中央和各地区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是俄国各工业部门垄断联盟作用国家调控机器各环节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中确立的重要途径之一。[8](P123) 再次，战时国家经济组织借助垄断组织创建的统计—分配机器开展自己的活动，这促进了国家机器和垄断组织机器的直接结合。垄断组织的所有分配委员会及其地方办事处都是专门会议和战时委员会的据点。他们借助冶金垄断组织为生产武器和弹药的企业分配陆军部门的巨额冶金订单，借助石油垄断组织分配军队和工业所需的燃料。[5](P108)以国防特别会议的冶金工业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自1915年12月17日创建之后，在总结国家分配冶金订单经验的基础上，为实现订单高效而有序地分配，开始利用南俄冶金工厂产品销售辛迪加和乌拉尔地区的屋顶铁皮辛迪加的统计和分配机器。南俄冶金工厂产品销售辛迪加在表面上不接管任何订单，但实际上却执行分配订单的职能。正如1916年6月4日冶金工业委员会主席在地方自治同盟和城市同盟的总委员会上揭示冶金委员会和南俄冶金工厂产品销售辛迪加的关系时指出：“如果我们自己分配订单，不仅秩序混乱而且一年之后也不会获得产品。”1916年，由于乌拉尔采矿企业主代表大会理事会的媒介作用，冶金工业委员会将分配乌拉尔地区屋顶铁皮订单的事务交由屋顶铁皮辛迪加办理。1916年10月末，该辛迪加开始收集乌拉尔地区高级铁、锅炉以及其他金属制品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分配。1917年1月3日，辛迪加开始为中央各部门和各社会组织分配屋顶铁皮订单。1917年2月13日，在乌拉尔采矿企业主代表大会上，该辛迪加领导人参与讨论了有关确定冶金价格的原则问题。[8](P149-151)可见，冶金工业委员会不断扩大屋顶铁皮辛迪加的权利，其由最初分配乌拉尔地区屋顶铁皮订单发展到分配大部分乌拉尔企业所生产的黑色金属的订单，最后甚至有权参与冶金制品价格的规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