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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和国时期的改革与宗教教育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宗教教育问题是新政府必须解决的棘手难题。在1924年3月3日土耳其通过“教育统一法”(the Law of Unification of Instruction)之前，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的教育体制处于一种相对混乱的状况。[10]事实上，自奥斯曼开始教育体制改革之后，在帝国境内实际存在的是马克塔布-麦德来赛二元制(maktab-madasah dualism)教育，这里的麦德来赛主要提供传统的宗教教育，相反，改革后的马克塔布则更多的是按照西方义务制教育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相对现代的教育。[11] 随着新政府宗教教育改革的开始，其每一步行动都引发了不满，在土耳其国内围绕着伊斯兰宗教教育问题从议会到媒体都展开了广泛的辩论。一方是世俗主义者对宗教教育落后、保守性的攻击和坚决反对。另一方是捍卫宗教习俗者强调宗教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认为政权还俗(laicism)的定义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是要反对宗教，他们论证的前提是宗教教育是土耳其社会道德建设所必需的。如杂志主编艾哈迈德·杰乌德特(Ahmet Cevdet)针对年轻一代的宗教教育的必需性辩护说：“除非一个民族进行适当的宗教教育，否则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的年轻一代是像土耳其这样不完整的。”他总结道：“这样的土耳其年轻一代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12] 尽管反对取消宗教教育的力量巨大，但由于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认为，“文明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13]，因此新政府也推行了较为激进的宗教教育改革。随着1924年“教育统一法”的通过，新政府停办独立的宗教性学校和学院，实行单一的世俗教育，教育完全归教育部主管。这一法令的颁布及其世俗特征，除了对普通教育有着深刻且持久的影响外，对宗教教育的影响尤为巨大。此外，法令还规定按照建立共和国自己的教育体系的原则，废除了国内少数民族教育、教会教育、外国教育这一多元教育体制，也废除了麦德来赛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伊斯兰高等教育形式。不过，法律第四款又规定，在废除旧的伊斯兰教育体制的同时，按照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根据培养开明伊玛目、哈提甫及其他宗教人士的原则，将设立高等神学院和中等伊玛目-哈提甫学校这两种宗教教育形式。 (一)神学院的发展 土耳其于1924年4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重新开放神学院。按计划，这一机构将满足宗教教育的需要，而且还将有助于培养熟悉现代科学的宗教学专业学者。课程设置则是为了促进对宗教现代化的积极理解，招生对象则包括通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入学考试的高中毕业生和来自伊玛目-哈提甫学校的毕业生。 但是，土耳其自从做出设立神学院的决定后，国内满怀愤恨的批评就在媒体上出现，而且批评同时来自于世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双方。批评的重点按批评者的阵营明显分为两大类：一类批评认为，神学院的课程设置[14]基本上是宗教狭隘、顽固思想在教育和生活中的表现；另一类批评认为，神学院课程设置不足以提供真正的宗教教育，因为神学院的课程中并没有基础的宗教学。甚至有文章说，这些课程既不是自然科学的也不是神学的；还有人说，学院教授的是宗教史而不是伊斯兰教史。[15]最终，关于神学院生源问题的担忧和预言不幸地成为现实，因为凯末尔时代浓厚的世俗化氛围和毕业生工作的问题，神学院最终因为缺少生源在1933年被关闭。 神学院命运的转折开始于土耳其于1946年实行的多党制。因为承诺宗教信仰和宗教教育自由，当时的民主党在议会中赢得了62个席位，这使执政的、以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唯一、真正的捍卫者自居的共和人民党(RPP)意识到，反对党可能利用长期被忽视的宗教问题掀起宗教狂热，从而对政府施加压力，因此开始对宗教政策的一系列调整。首先，共和人民党建议设立一所新的神学院，但由于开设相关的神学院进行高等宗教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这一提议并没有立即执行。接下来，引人注目的步骤则是1949年1月7日安卡拉大学评议会提出创办一所新的神学院的建议，这一问题随即由政府提交给议会并于1949年5月3日通过，通过的理由是“为了依据科学原则来研究宗教问题，也为了宗教人士能够更好地提高专业能力而提供必要条件，安卡拉大学评议会决定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一所神学院”[16]。 1972年，神学院的课程发生变化，四年制改成了五年制，在前三年着重学习阿拉伯语和外语课程，最后两年则分成两个专业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