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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我们着重考察实际运作过程的话,“人治”官员的专断性权力并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大。《官箴书》中繁复的道德训诫一方面要求官员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实际行政的需要。这些官员看上去威风八面,但当真的要处理起事情来则缚手缚脚、顾虑甚多。实际上,我们只要将官场中的一个官员与公司中的一个CEO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前者的谨小慎微之处了。对于CEO而言,绩效目标明确,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依靠规则和制度来进行动员,也可以方便地辞退反对者。相比之下,官员的目标是多重的,很多情况下,“不出事”的目标比绩效目标更加重要,而且不但不能辞退下属,还要尽量避免制造更多的敌意。官员的顾虑主要来自于如何维持下属的服从和忠诚、如何不引起对自己的负面传闻或评论、如何在各种阻碍中推动政务的进展、如何维持上级对自己的正面看法等,在这些多重顾虑中要做到万无一失,可以称得上古人所谓“若朽索之驭六马”了。 除了上述顾虑和自我约束外,政府官员在处理事情时也面对一些不得不然的处境。比如政府行政或事业单位的员工有家庭困难或者高龄而怀孕产子,经常会得到领导额外的“开恩”假期,比如可以迟到早退。这看上去是典型的“人治”的表现,但是从官员自身的角度考虑,他们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自由裁决权,经常是不得不“开恩”,否则就是不近“人情”。在中国社会,一个官员如果被看做是不近人情的,就可能与“群众关系不好”、“脱离群众”等评价结合在一起,甚而会被扣上“酷吏”的帽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官员本身也认为“不近人情”是不对的。 在一篇当代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中,孙立平、郭于华两位教授分析过一个农村征收订购粮的案例(13)。面对能交得起但不肯交粮的老农,基层干部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说服,最后说了一句“您就把我当做是要饭的”之类的话,老农就交了粮,问题得到了解决。孙、郭两位学者把这当做是一个“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在正式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基层政府官员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本土性资源巧妙地利用,即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地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从而使国家的意志能够在农村中得到贯彻执行。”作者认为,基层干部实际上运用了一些权力技术,比如“情境定义”,即将收粮这样一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情境定义成了一种“乞讨”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老农再不给粮食就是不对的。这是“非正式运作”的具体内容,也和本文第一小节里所提的“非正式”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个案例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权力通过“非正式运作”获得了胜利,其实是很成疑问的。我们不应该假设那个老农会因为情境定义而屈服,老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因为基层干部改变了“定义”就改变对情境的判断。他应该还是知道这是在收订购粮,而不是真的在乞讨。那么,他为什么交了呢?他不是因为被“骗”或被“操纵”了而交,而是因为基层干部“顺从”了自己认同的道理而交。老农认同的道理是,无论对方是谁,只要以乞求的态度对待自己,自己就应该给予帮助。这个道理比服从国家、比做安分良民等道理都重要,也比要交的那“十五斤花生”重要。所以基层干部用其他道理都不能说服,只有认同了老农认同的那套道理时,任务才得以完成。那么,是权力通过非正式运作得到了胜利呢,还是老农的那套道理得到了胜利? 通过对这个案例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并不是任意运作,也不完全是以权力—利益为导向的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博弈,而是受一些“道理”的约束。这些道理包括应该体察人情、应该有施有报、应该帮助弱者等,实际上是一些行动伦理。各种“非正式”关系的建立、展开和运作,也受到行动者所认同的一些行动伦理的约束。正是因为这些行动伦理的存在,才使得单纯以权力—利益导向认识这些社会关系会落入还原论的陷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