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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治希伯来主义的衰落及其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启蒙时代以后，已很难找到关于政治希伯来主义的论述。[53]休谟、康德与其他启蒙哲人几乎从不谈论希伯来政体，也很少提及希伯来人的贡献。希伯来因素不仅没有成为启蒙思想家构建反抗专制理论的来源，反而成为他们批判、斥责、贬低的对象。这股政治希伯来主义思潮为何到18世纪初突然衰退？显然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实际上，政治希伯来主义的快速消退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及思想动因。[54]首先，随着圣经评断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怀疑《圣经》的神圣权威及其独特性，它逐渐被看作人为的产物；在这种怀疑思潮中，希伯来人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神圣的历史。其次，世俗化浪潮的高涨剥夺了依托于宗教神启的希伯来政体之神圣光环。早期启蒙思想家发起了针对宗教的激烈批判，将《圣经》及其记载的上帝及宗教观念视为落后、野蛮时代的产物。在此情况下，当时的思想界不再将《圣经》以及希伯来人作为宗教、道德与政治的典范。康德即是一个典型。对他而言，以色列的历史不再被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与理想之模板，相反，那是一个特殊而又例外的代表。换言之，即是道德上渺小、无关与狭隘的消极类型：“犹太人作为一个由雅卫特别为自己选中的、敌视其他所有民族并由此也被每一个民族敌视的民族，把整个人类都从其社会中排斥了出去。”[55]总之，后启蒙时代的人们不再把希伯来政体作为近代共和与自由的理想典范，而视之为远古时代迷信和蒙昧的消极代表。 需要强调的是，这股由基督教学者发起的政治希伯来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护教目的与政治意图。在他们对希伯来理想政体的推崇背后有着根本的预设，即认为基督徒而非当时的犹太人是圣经时代希伯来人的真正继承者，只有基督教才是揭示《圣经》中“希伯来真理”[56]的真正发扬者。正如有学者指出：“基督教希伯来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个分支，它的爱慕者——圣经学者、神学家、律师、医生、科学家、哲学家与拉丁学校的教师——借鉴和吸收了源自犹太学术与传统的文本、文学形式与观念以迎合基督徒的文化与宗教需要。”[57]不仅如此，在话语构建过程中还掺杂希腊罗马的因素，不少思想家借助亚里士多德与波里比阿等人的政治术语去理解形态迥异的希伯来社会。事实上，共和制的整套概念以及政治安排均来自希腊罗马的政治传统，它与历史上的古希伯来人之间的关联十分牵强。但出于构建反王权理论的现实需要，当时的基督教思想家将所谓的“共和制”嫁接在对古代希伯来社会的理解之中，其目的是为当时的政治思想变革提供合法依据。 客观来看，前君主制时代的希伯来人尚处在外族入侵、争战不断的氏族部落社会而难以在政体建设上有所作为，希伯来人形成较为完备的政治体制是在君主制建立以后的事情。因此，政治希伯来主义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主张，它服务于近代早期的政治需要而非上古时期的历史真实。所谓希伯来“理想典范”与“完美政体”，是政治希伯来主义者对当时现实的投射与关怀，这种“时空错置”下的政治希伯来主义，显然没有也无意反映古代希伯来社会的历史真实。[58]就本质而言，近代共和主义的塑造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而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是近代共和思想家所构想的社会契约与天赋人权等革新性理论，希伯来的政治因素不过是充当了为他们正在形成中的共和观念增加权威性与赋予合法性的手段。在“托古改制”情景下被借鉴、被利用甚至被歪曲的希伯来政治话语，虽然不如希腊罗马古典共和思想与欧洲近代共和思想影响深远，但至少将希伯来因素融入了近代政治文明的创建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