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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怀恩斯：《古希伯来律法评注》（E.C.Wines,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the Ancient Hebrews），费城1853年版，第118页。 [2] 选取1546—1710年作为研究对象，是根据1739年《国王图书馆出版图书目录》所列的“犹太人的共和国与政体”，其中收录了这一时期内的12部有关著作，它们构成了政治希伯来主义的基本文献。弗朗西斯科?拉帕兰策：《16、17世纪的基督教学问与希伯来国家》（Francois Laplanche, “Christian Erudi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Hebrew State”），《希伯来政治研究》（Hebraic Political Studies）第3卷，2008年第1期。 [3] 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希伯来主义”（Political Hebraism）的概念首次被与会学者正式使用，以指称存在于16—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家运用古代希伯来政体的现象，该词随即为众多犹太及非犹太学者所接受。此次会议的论文随后结集出版。肖切特、萨勒兹伯格与琼斯编：《政治希伯来主义：近代早期政治思想中的犹太经典》（G.Schochet, F.Oz-Salzberger & Meirav Jones, eds., Political Hebraism: Judaic Sources in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耶路撒冷2008年版。 [4] 埃里克?尼尔森：《希伯来共和政体：犹太经典与欧洲政治思想的转型》（Eric Nelson, The Hebrew Republic: Jewish Sou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格拉哈姆?哈姆米尔：《摩西宪法：从马基雅维利到弥尔顿的政治神学与想象》（Graham Hammill, The Mosaic Constitutio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Imagination from Machiavelli to Milt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埃里克?尼尔森：《希伯来共和政体：犹太经典与欧洲政治思想的转型》，第2—3页。 [6] “Respublica Hebraeorum”（对应的英文为：Hebrew Republic）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并不见于希伯来经典之中，而是来自拉丁语。它是一个近代早期的特定概念，被当时的基督徒学者用来指称圣经时代希伯来人确立的理想政体。 [7] 乔纳森?雅各布斯：《回到经典：政治希伯来主义与近代政治的形成》（Jonathan Jacobs, “Return to the Sources: Political Hebra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olitics”），《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6年第3期[JP]。 [8] 卡拉曼?纽曼：《政治希伯来主义与近代早期的“希伯来共和政体”》（Kalman Neuman, “Political Hebraism and the Early Modern‘Respublica Hebraeorum’: On Defining the Field”），《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5年第1期。 [9] 米里亚姆?博迪恩：《圣经希伯来人与共和主义话语》（Miriam Bodian, “Biblical Hebrews and the Rhetoric of Republicanism”），《犹太研究协会评论》（AJS Review）第22卷，1997年第2期。 [10] 科尼利厄斯?伯特拉姆：《论犹太政体》（Cornelius Bertram, De Politia Judaeorum），热那亚1574年版，第42—43页。引自乔纳森?兹斯肯德：《伯特拉姆与西格尼奥：基督教希伯来主义的首批政治科学家》（Jonathan R.Ziskind, “Cornelius Bertram and Carlo Sigonio: Christian Hebraism’s First Political Scientists”），《合一研究杂志》（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第37卷，2000年第3、4期合刊。 [11] 卡洛?西格尼奥：《论希伯来共和政体》（Carlo Sigonio, The Hebrew Republic），耶路撒冷2010年版，导言。 [12] 巴尔托卢奇：《卡洛?西格尼奥与“希伯来共和政体”》（Guido Bartolucci, “Carlo Sigonio and the ‘Respublica Hebraeorum’: A Re-evaluation”），《希伯来政治研究》第3卷，2008年第1期。 [13] 著名思想家让?博丹对希伯来共和政体也是大加赞赏，参见格罗索《让?博丹〈方法论〉中的希伯来共和政体作为一种科学的政治模式》（Anna Maria Lazzarino Del Grosso,“The Respublica Hebraeorum as a Scientific Political Model in Jean Bodin’s‘Methodus’”），《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6年第5期。 [14] 阿兰?米特勒曼：《约哈南?阿尔图修斯的契约政治》（Alan Mittleman, “Some Thoughts on the Covenantal Politics of Johannes Althusius），肖切特、萨勒兹伯格与琼斯编：《政治希伯来主义：近代早期政治思想中的犹太经典》，第72—89页。 [15] 米里亚姆?博迪恩：《圣经“犹太共和政体”与17世纪荷兰思想中的荷兰“新以色列”》（Miriam Bodian, “The Biblical ‘Jewish Republic’ and the Dutch ‘New Isra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Thought），《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6年第2期。 [16] 西蒙?夏玛：《富人的困境》（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纽约1987年版，第68页。 [17] 弗里杰霍夫：《联合省的宗教宽容》（Willem Frijhoff,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the United Province”），夏伯嘉、尼尔奥编：《加尔文教与荷兰黄金时代的宗教宽容》（R.Po-Chia Hsia & Henk van Nierop, eds., Calvinism and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the Dutch Golden Age），剑桥2002年版，第50—51页。 [18] 有关西格尼奥对格劳修斯思想的影响，见巴尔托卢奇《卡洛?西格尼奥〈论希伯来共和政体〉对格劳修斯〈论共和国的改进〉的影响》（Guido Bartolucci, “The Influence of Carlo Sigonio’s ‘De Republica Hebraeorum’ on Hugo Grotius’ ‘De Republica Emendanda’”），《希伯来政治研究》第2卷，2007年第2期。 [19] 阿瑟?厄芬格：《导论》（Arthur Eyffinger, “Introduction”），皮特鲁斯?库那乌斯：《论希伯来共和政体》（Petrus Cunaeus, De Republica Hebraeorum），耶路撒冷2006年版，第6页。 [20] 理查德?特克：《哲学与政府》（Richard Tuck,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1572-1651），剑桥1993年版，第169页。 [21] 皮特鲁斯?库那乌斯：《论希伯来共和政体》，第5页。 [22] 乔纳森?兹斯肯德：《皮特鲁斯?库那乌斯论神权政治、安息年与庄园制》（Jonathan R.Ziskind, “Petrus Cunaeus on Theocracy, Jubilee and the Latifundia”），《犹太季刊》（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第68卷，1978年第4期，第243—244页。 [23] 萨勒兹伯格：《西方自由的犹太起源》（F. Oz-Salzberger, “The Jewish Roots of Western Freedom”），《阿祖勒》（Azure）第13卷，2002年。 [24] 哈勒尔：《清教主义的兴起》（William Haller, The Rise of Puritanism），纽约1938年版，第133页。 [25] 亚当?苏特克利夫：《犹太教与启蒙运动》（Adam Sutcliffe, Judaism and Enlightenment），剑桥2003年版，第45页。 [26] 罗森巴拉特：《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的大拉比》（Jason P. Rosenblatt, Renaissance England’s Chief Rabbi: John Selden），牛津2006年版。 [27] 萨勒兹伯格：《西方自由的犹太起源》，第96页。 [28] 克里斯托弗?希尔：《英文版圣经与17世纪革命》（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伦敦1993年版，第196—250页。 [29] 阿尔伯特?海姆森：《英国犹太人的历史》（Albert M.Hyam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伦敦1908年版，第164页。 [30] 其名称来自《但以理书》，它产生于英国革命期间，活跃于1649—1661年的共和国及护国时代，是狂热的千禧年主义派别（Millenarianism）。菲利普?罗杰斯：《第五王国派》（Philip George Rogers, The Fifth Monarchy Me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31] 斯皮特勒豪斯：《一份释放出的警告》（John Spittlehouse, A Warning-Piece Discharged），伦敦1653年版，第7页。 [32] 路易斯?布朗：《空位时期英国浸礼会与第五王国派的政治活动》（Louise F.Brow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Baptists and Fifth Monarchy Men in England during the Interregnum），牛津大学出版社1912年版，第36页。 [33] 爱德华?罗杰斯：《一位第五王国派的生平及观点陈述》（Edward Rogers, Some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a Fifth-Monarchy-Man），伦敦1867年版，第49—50页。 [34] 斯皮特勒豪斯：《对掌权者提出的最严肃询问》（John Spittlehouse, Certaine Queries Propounded to the Most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Those Persons Now in Power），伦敦1654年版，第4页。 [35] 斯皮特勒豪斯：《对掌权者提出的最严肃询问》，第7页。 [36] “共和”在古典语境中至少具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中性意义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它几乎可以用来指称一切政体形式的国家；二是理想意义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它主要用来描绘理想形式的国家、政制、政体。刘训练：《“共和”考辨》，《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7] 有关共和体制在古代世界的起源及其演变，见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8] 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也对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进行了政治化的运用，见晏绍祥《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与共和制度的运用》，《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39] 有关希伯来“有限君主制”的情况，见张倩红、艾仁贵《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有限君主制”》，《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40] 乔纳森?雅各布斯：《回到经典：政治希伯来主义与近代政治的形成》，第335页。 [41] 《撒母耳记上》8：11—18。 [42] 古博里：《弥尔顿作品中的英格兰、以色列与犹太人》（A.Guibbory, “England, Israel, and the Jews in Milton’s Prose, 1649-1660”），道格拉斯?布鲁克斯编：《弥尔顿与犹太人》（Douglas A.Brooks, ed., John Milton and the Jew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 [43] 约翰?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6页。 [44] 约翰?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第52页。 [45] 加里?勒梅尔：《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之后：詹姆士?哈林顿的以色列联邦》（Gary Remer, “After Machiavelli and Hobbes: James Harrington’s Commonwealth of Israel”），《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6年第4期。 [46] 詹姆士?哈林顿著，何新译：《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28页。 [47] 阿尔杰农?西德尼：《宫廷仪轨》（Algernon Sidney, Court Maxim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65页。 [48] 阿尔杰农?西德尼：《论政府》（Algernon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印第安纳波利斯1996年版，第338页。 [49] 萨勒兹伯格：《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希伯来主义的意义》（F.Oz-Salzberg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Hebraism”），《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6年第5期。 [50] 马克?戈尔迪编：《洛克政治文选》（Mark Goldie, ed., Political Essays），剑桥1997年版，第26—27页。 [51] 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8、156—157页。 [52] 需加说明的是，当时也有思想家对前王国时代的希伯来社会作了加强君主权力的解读，这尤其以霍布斯为代表，霍布斯等人的用意在于借助古代希伯来人的典故为专制王权辩护。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24—325页。 [53] 到1710年左右，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可能是最后一个公开提倡希伯来理想政体的思想家，但他对犹太历史进行了世俗化的解释，认为犹太律法具有实质的理性而非来自上帝的意志。乔纳森?卡普：《奥古斯汀时期政治中的摩西共和政体：约翰?托兰德归化犹太人的理由》（Jonathan Karp, “The Mosaic Republic in Augustan Politics: JohnToland’s ‘Reasons for Naturalizing the Jews’”），《希伯来政治研究》第1卷，2006年第4期。 [54] 有学者将这股曾经风行三个世纪的政治希伯来主义视为一场“亲犹运动”（Philosemitic Moment）。亚当?苏特克利夫：《亲犹运动？犹太教与17世纪欧洲思想中的共和主义》（Adam Sutcliffe, “The Philosemitic Moment? Juda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Thought”），乔纳森?卡普与亚当?苏特克利夫编：《历史上的亲犹主义》（Jonathan Karp & Adam Sutcliffe, eds., Philosemitism i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89页。 [55] 伊曼纽尔?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Immanuel Kant,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纽约1960年版，第116页。 [56] 该词来自早期著名的教父哲罗姆。科德尔特、舒尔森编：《希伯来真理？基督教希伯来学家与近代早期欧洲对犹太教的研究》（Allison P.Coudert & Jeffrey S.Shoulson, eds., Hebraica Veritas? Christian Hebraists and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费城2004年版。 [57] 斯蒂芬?博内特、杰科豪威尔：《希伯来真理？犹太研究图书馆中心文集展示》（Stephen Burnett & Seth Jerchower, Hebraica Veritas? An Exhibitio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Center for Judaic Studies Library），费城2000年版，第5页。 [58] 这股“政治希伯来主义”按时间顺序依次从地中海南部蔓延到北部，再扩展到英伦三岛，而后又跨越大西洋进入北美，在此传播过程中经历的主要国家有意、法、德、荷、英、美，从而在近代早期构成一幅颇具影响的“希伯来共和思想路线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