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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履行上述职责，新建立的殖民地警察部队在装备和训练标准方面都向军队靠拢了。1953年9月，肯尼亚应急支队配备了2英寸迫击炮和其他小型火器、装甲运兵车和布伦式轻机枪等军事装备。这些装备并非肯尼亚应急支队独有的装备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警察的标准配置。[14]到1950年代后期，准军事训练在警察训练中占据了优先地位。在尼亚萨兰，训练新募警察重在武器掌握而非常规的警察实务，如法律和纪律训练。在北罗得西亚，新募警察训练中有38%的时间用于军事演习和武器使用，37%的时间给予法律和警察守则学习，9%的时间学习地方语言，4%的时间学习管理技能。在塞拉利昂，警察花费主要时间在军演和射击训练上，冈比亚警察训练内容则重在“附带军事职责的警务工作”，如开火和军演。供职于武装警察部队的警官在1960年代初还被派往长期进行血腥镇压活动的马来亚接受训练。在实践中，警察执行着军事而非公共服务原则，如肯尼亚的警察仅需喊两声“开火”，便可以向集会人群射击。[15] 当然，不仅仅武装警察部队执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活动，军队也日益多地积极支持政府“治安行动”，同警察紧密合作。战后，镇压茅茅起义的两个英国旅大约四到六营兵力，是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投入的最大规模地面力量。在其余广阔地域，军事力量为西非地区的皇家西非前线部队(Royal 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和东非地区的皇家非洲步枪团（The King’s African Rifles），都属于英军编制，军官、训练和纪律都按照英国军队的标准实行，归伦敦陆军部调遣。这两支军队一支形成于镇压塞拉利昂1898年税收起义，另一支可追溯到1900年镇压黄金海岸阿散蒂起义。在英属西非，尼日利亚的每个连队都有包干地区，负责从收税到其他一系列暴力活动。一个城镇或村庄可能被军队包围，同时由警察在包围圈内实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在选举时期（如1954年的黄金海岸，1956年的尼日利亚）军队被用于守卫战略点和选票箱。当西非独立时所有四个殖民地军队都分别受过城市和乡村的镇压训练，更不用提保卫或疏散外国人口的训练了。1949年英属中非铜矿带爆发反殖运动时，每个主要城镇都驻扎一个皇家非洲步枪团连队，一直驻扎到1951年。英属东非地区也不例外，1952年皇家非洲步枪团和英军至少抓铺了5892人。1957年3-6月军警又一起抓捕了另外的11933人。[16] 除了新增添直接的暴力力量，英国政府还注重建立殖民地警察系统的情报组织。在1948年时任殖民大臣非洲事务助理（Assista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Africa）的安德鲁·科恩（Androw Cohen），要求各地定期报告政治形势。他要求各总督将政治报告从安全报告中分离出来，要求警察系统提供专门的政治情报，内容包括：“普遍的政治形势即民族主义者的活动、部族关系、地方协会活动、种族关系、出版界和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和有影响力个人的情况。”除此，还要写入外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相邻地区之间的关系。[17]因为黄金海岸的情况明显说明“需要竭力进行安全和情报安排”，直接建立起殖民部自己的情报渠道。[18]1949年马来亚高级专员亨利·格尼（Henry Gurney）道出了许多殖民官员的心声：“警察要扮演更积极的前线角色，包括情报收集，这能使“反对政府”的力量更惧怕警察而非军队，警察是仅有的能够掌握情报，从事地下战争的力量，没有情报，军事力量无法施展。毕竟应用军事力量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19]英国政府希望警察力量和情报机构能够最有效地在民族主义运动早期将其扑灭，从而可以节约沉重的军事镇压花费。英国政府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认为统一的情报分析系统是建立有效情报机构的基础，可以有效加强殖民地政府实行“紧急状态”的能力，[20]从而收集政治情报成为警察工作的中心任务。自1948年之后，每块殖民地都要按月向殖民部递交政治情报报告，即便是小如福克兰群岛（Falklands）的地区，也要按时呈报，即便只有一句话：“政治状况毫无变化。”[21] 警察情报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较为“和平”的状态撤离，情报机构功不可没。至少到1955年，黄金海岸责任政府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政府。虽然1952年英国内阁给恩格鲁玛“首席部长”头衔，但根据英国殖民大臣李特尔顿1953年的命令，黄金海岸的部长不能获得敏感信息如政治情报报告，[22]警察权被小心翼翼地保持在总督手中，以英国的警察委员会模式来管理，表面的理由是担心后殖民地政府会成为“警察国家”而非“有警察的国家”，[23]需要用时间逐步灌输英国的“警察理念”，努力找出可以为本土部长和殖民地警察委员们共同接受的管理机制，当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24]实际上，恩格鲁玛无法看到的政治情报中充斥着对人民大会党监视的情报，人民大会党从高层到基层都受到警察机构的监视，情报机构先将党视作异端，后来逐渐判定恩格鲁玛政府掌权后会实行温和的政策。通过这些情报，英国政府认为恩格鲁玛政府不会如英属圭亚那的贾根政府那么激进，这是英国没有武装干涉恩格鲁玛政府的主要原因，人民大会党最终掌权不仅仅因为赢得了票箱，也由于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 在警察面对武装起义的地区，警察情报部门经常同军事情报组织连在一起。如在肯尼亚，1953年2月在伦敦军情5局的指导下，肯尼亚情报委员会整合了警察、行政部门和军队情报组织，至少每两周举行一次例会。会议之外，警察情报部门和军队情报部门在每个层次上都进行着日常合作。到了5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冷战的刺激部分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情报机构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收集的焦点是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活动，及其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以肯尼亚情报组织发展为例，到1955年肯尼亚的特别警察部门（Special Police Branch）下辖5个分支部门，分别为负责情报人员监管和运转的“X部”、负责政党监管的“政治事务部”、反间谍部、“茅茅部”和“分部联络部”。理论上特别警察部门的长官直接向最高警察长官负责。实际上特别警察长官成为当地情报决策的最高长官，直接向伦敦军情5局汇报工作。在殖民撤退时期，殖民政权坚持将情报部门的权利掌握到最后一刻。 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强有形镇压力量来抗衡战后非殖民化的时代压力，具体措施有建立中央集权的殖民警察制度，强化殖民地警察的军事性、新设专门的情报组织，实行军警特联动体制等。然而，这些措施仅仅属于狭义的暴力机制范畴，英帝国暴力机制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机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