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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论 以暴力控制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对英帝国的属性加以界定。英帝国既非一个国家、也非一个松散的国际霸权体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特模式。英帝国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控制体制，但是这个体制被有意识地按照两个原则进行设计，即宗主国和殖民地两个部分。殖民地人只被视为英国的臣民，没有政治权力，英国通过贬低其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获得合法性。如此看，英帝国绝非是一个单一实体，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控制体系，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既不像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控制那样紧密，也不像强大的国家对较弱的国家的控制那样的松散。这种体制又由于英国能控制殖民地的暴力机构而不同于现代国际关系中霸权国家与依附国家的关系。英国更多地通过暴力而非相互给予的方式维持统治，暴力强制并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暴力手段是资本主义保持剥夺性积累的常备手段之一，是同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一样的备选项，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45]从根本上讲宗主国和殖民地并非合作关系。 这种非合作关系决定了殖民地军警力量在整个殖民时期特别在非殖民化时期会扮演重要角色。当各个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殖民者为自己长期或暂时的利益而挣扎的时候。确保有秩序的撤离帝国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几乎每个案例中，英属殖民地警察在英国所要实行的政治策略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角色，警察部队一直处于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前线。到了权力转移的最后阶段，警察如何从殖民统治代理人的身份转化为服务于新独立政府的力量，是宪制谈判中敏感和重要的问题。 英国学者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美化殖民地暴力力量如警察的职能。有的英国学者认为殖民地警察力量的发展有过三个阶段，在殖民征服时期和非殖民化时期警察突出暴力镇压职能，中间时期关注维持公共秩序。[46]另有学者不同意三期分法，认为殖民晚期的警察仅仅是保证非殖民化进程平稳有序，非殖民化期间警察仍旧担负一直以来的公共职能，需要重新考虑关于警察是压迫工具的定义。[47]他们的这些观点值得商榷。英属殖民地警察力量实行不同于英国本土警察的原则。殖民地警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且承担了民族压迫的职能，英国政府执行内外有别的警察原则，殖民地警察力量被过度武装，作为最前沿的镇压力量，殖民地警察赋予的首要职能是维持殖民统治，用暴力收税、处理拆迁问题成为自然的选择，因为从短期来看这是最为经济的方法，符合殖民统治的行为方式。殖民统治确立后许多所谓的犯罪行为实质是反对殖民统治的强化与深入。长期以来，殖民地警察都致力于保护欧洲人财产和外贸交通线，土著“警察”依照传统处理大多数犯罪活动，警察仅仅有很少的力量投入反犯罪活动。到了1948年后，警察力量更是突出加强了军事属性，固然会处理一些犯罪活动，但其属性只能通过主要的功能加以界定。殖民地警察一直都是军事化的组织力量，殖民地警察一直都是英国实行殖民压迫的得力工具。 殖民统治末期的暴力活动为英国宪制谈判争取了最佳的出发点。通过暴力活动，英国政府重塑了反殖民政治活动，消灭、软化或孤立了激进力量，争取了培植亲英势力的时间。即便到了最后时刻，英国政府仍旧在设法为自己保留暴力应用权利。但同时，过多地采取暴力活动也孤立了亲英势力。适时地结束暴力应用，走向谈判桌或许是英国殖民统治暴力体制中最为明智的一点。 从暴力到谈判的非殖民化过程并非英帝国的有序撤退过程。尽管英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历史轨迹并没有按照其设想的那样发展。相反，正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长期积累下的矛盾，才使得在殖民统治末期英国暴力压制成为不断动员殖民地民族主义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如果按照罗宾逊“合作者理论”说法，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地的政治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种新的变化让“合作者”不能支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地，英国政府只能选择殖民撤退。这种选择是形势迫使下的选择，英国政策的每次调整都落后于殖民地发展潮流，政策调整总是“太小、太晚”。本文所述的英国暴力体制建设，特别是1948年以后的活动，表明英国政府并没有什么长期的结束殖民统治的计划，并非自愿选择放弃统治，也并非主动选择实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策略。无论是对于宗主国的执政者来说还是商业人士，是不愿意丧失这种地位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不管有没有“热战”，非殖民化时期都充满了暴力强制带来的混乱。 凭借自身积累的历史性优势，英国一类的原宗主国可以在不直接控制领土的前提下继续实施自身对原殖民地某种程度的控制，继续维持某种程度的旧有体制，如英国设法保留了暴力干预权。从而，这些国家在丧失殖民地后，继续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存在，能够使用暴力干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当今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志。这一点从当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可以再一次得到确认。 杭聪（1981- ），男，历史学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非洲史、英帝国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