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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殖民统治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往往很小的社会问题便会引发关乎全局的大规模抗议运动。1951年7月的桑给巴尔抗议活动，最早仅仅是从一些群众抗议修建空港圈占自家土地开始，引发了更广泛的反对接种牛疫苗抗议，警察向示威群众开火后也不能控制局势，坦嘎尼喀的警察不得不赶去增援。镇压行为反而更加剧了当地人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39]1957年尼日利亚奥绍博（Oshogbo）爆发了反增税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从市场妇女抗议增加水费开始，不断扩大，导致了地方警局的部分毁损，最终依靠大队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才驱散人群。据当时的警官回忆道：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一起小小的混乱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有时候非洲人会使用土枪、毒箭、梭镖和大砍刀。在此时期的许多镇压中，警察都使用了足以致死的武器。[40]随着死难人数的增长，殖民地群众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更加高涨，形成了情绪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而，一旦通过暴力活动获得了某种优势，英国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寻求谈判对象达成权力转移协议，以图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谈判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完全放弃应用暴力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英国政府坚持防务、外交、司法、警察和内部安全权限一定要由宗主国直接掌控。[41]即便是当地驻扎的英国军队不得不撤走，也要以训练成功一支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本土军队为前提。[42]训练这种部队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我们（英国）需要的政治反对方”，给快速的政治进步添一道“闸”。以此来避免“我们（英国）权威的永久撤退”，希望能借此留下一个“保障我们（英国）关键利益”的政治结构。[43] 这便构成了非殖民化末期，英国暴力体制的最后一道程序，即设法尽量保留暴力权。正是英国政府的这种企图造成了1964年1月的东非兵变。由于东非地区白人移民的存在，东非地区军队高级职位的非洲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当地警察队伍非洲化的步伐，高级职位的开放程度造就了警察和军队在1964年兵变时的不同表现。警察抵制了1964年1月的兵变。职位本土化程度的差异也是西非军队没有在此时发生兵变的原因所在。 受兵变影响，英国政府加紧明确了干预原则，即在紧急状态下，英国力量可以应地方政府要求而实施干预，决定是否干预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利用英军干预的短暂时间重新控制住局势。军事支持仅仅是一方面，还要施以财政和技术援助，以便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威，加大援助警察、武装警察和情报系统的力度，以增强他们的暴力权威。此外，英国政府再一次强调了英军对过境权、驻扎权和移民保护权的要求，强调即使在联合国遇到麻烦，也要干预危及英国公民的行为。[44]这次兵变给英国提供了未来实行军事干预的合法理由，英国不受限制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力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在此前提下，三国军警力量也加速了非洲化进程。 英帝国的暴力机制消耗了大量的经济、道德资源，同时经济开发带来的社会矛盾使暴力机制面对的压力持续增强。这些都迫使英国政府结束暴力机制，通过谈判桌以交出大部分暴力权为条件保留了部分暴力干预权，得以对原殖民地施加后续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