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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力机制的局限性 暴力体制使英国获得谈判优势的同时也成为其难以长期承受的负担。在每个地方，当帝国临近结束时，警察队伍都大大扩展了。在印度，从1938-1943年间，警察人数从大约19，0000人增长到30，0000人。在黄金海岸，从1945-1956年警察的数量从2500人增长到5360人。同一时期，尼日利亚中央警察力量的规模翻了一番，达1，0500人。警察的最终控制权保留在总督手中。 对大多数殖民地而言，1950年代维持暴力机制的花费急剧增加，对伦敦财政援助的要求急剧增长。这里仅以英属中非地区尼亚萨兰为例。从1953-1959年间，警察数量增长超过300%，花费从20年前的22万镑增长到54万镑。然而，这仍旧不能应付局势的发展。到1960年，中非联邦政府首席部长韦伦斯基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都认为需要3个常备欧洲人营，以应对可能的非洲人军队哗变，此外还新增派了200名英国警察，以进一步加重欧洲籍警察所占的比例。为了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将警察数量翻一番，英国允诺提供152，3000镑援助。[33]在1962年，尼亚萨兰维持治安所需的军队数量从以前的5个营，上升到7个营，仅靠警察已经无法维持治安。[34]连英国政府调查团的报告也称英属中非联邦（包括今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已变为“警察国家”，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统治。 英国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大军警队伍建设力度，一方面又苦于资金短缺。英国面临金融危机和军事人力资源短缺，同时殖民地政府又不得不将自己有限的岁入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计划，以增强帝国的道德权威，难以再抽取额外的资源用于增加军事和警察花费。警察长官经常抱怨缺乏装备和资金，无法和宗主国警察相比。在英属东非警察装备升级引来种族争议，欧洲人要求更新装备，但其他种族不同意[35]。此外，为了保证警察队伍的忠诚，还需要提供让其满意的服务条件和社会地位，保障警察退休、提升和服役期稳定[36]，这些都需要额外的花销，增加了殖民地政府的财政和政治压力，各殖民地政府纷纷向伦敦求援，违背了伦敦一贯的原则即各殖民地自己负担安全花费。 暴力活动不仅耗费了英国的财政资源，而且燃烧了英国统治赖以存在的“道德”资源。按照罗宾逊的“合作者理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得不通过本土合作者来实行统治，一旦殖民统治者耗尽了当地合作者的忠诚，他们就无法再进行统治。尽管殖民地军警力量获得了扩充，改善了装备和训练水平，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合作者的丧失来自于长久矛盾形成的公众不满。许多殖民地暴力冲突都是长久以来部落、宗教信仰、乡村和城市矛盾的具体表现，另有许多冲突是殖民政府不善统治的结果，而警察的镇压活动，仅仅是饮鸩止渴。 在乡村地区，治安本就依靠本土权威配属的本土警察配合。当地酋长通过提供劳动力换取了殖民政权的承认，成为殖民政权的合作者。酋长法庭也被殖民政权用来承担分配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工作。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破坏了这种同盟的信心，欧洲人农业监督和全职土壤保护官员（soil erosion officer）削弱了本土权威。本土权威要么拒绝同这些官员合作要么消极配合。殖民统治的一类重要合作者逐步脱离了其阵营。此外，战后经济开发计划加剧了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在人多地少的尼亚萨兰(今马拉维)1948-1956年间就有46，0000英亩土地转移到欧洲人大地主手中。结果警察无论从数量还是组织上都无法应对农村地区的需要。 城市警察力量也面临新的压力，经济开发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但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机会，结果城市犯罪率直线上升。以肯尼亚的奈落比为例，夜晚警察集中于保护欧洲人居住区和中心商业区，甚至都无力保护工业区。仅在1950年，奈落比以占全国5%的人口数量，承担了大约40%的犯罪率。如果再加上蒙巴萨，城市罪案的发生数量就超过整个肯尼亚犯罪数量的一半。 在矿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北罗德西亚，警察队伍受工会运动的刺激大为扩张，并且获得了更为先进的通讯系统，特工部门的规模和权力范围大大增强以便监视工会和它们领导人的活动。[37]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各地的工会运动都融合到民族独立运动中，使得更多的警察资源被投入到保护铁路、矿山、和其他经济飞地的秩序中。某些地方如塞拉利昂的钻石矿甚至建立起私人安保力量，大大加重了英国资助该地保持军事力量、购买军事装备和聘请外国人员的负担。[38]英国面临仅靠雇佣军维持统治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