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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力机制的多维性 谈到非殖民化时期的暴力机制不能不提到“紧急状态”。自1948年6月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以后直到1960年，不考虑在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武装冲突，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乌干达和格林纳达等地都宣布了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保持秩序和稳定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如1947年的所罗门群岛或英属圭亚那，避免了使用紧急状态手段，而是采取了其他具有同等效果的手段。实行了紧急状态的地区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乌干达和1949年的尼日利亚遵循了以前的政治管理模式，没有如马来亚和肯尼亚那样全面走向暴力体制，紧急状态在那里表现得更像是提前计划好地对付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策略，能够禁止或延缓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为实现帝国控制提供最完美的结构，为英国当局争取喘息时间。“紧急”这个词可以让英国人在获得广泛权力的同时保持正常的文官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英国政府能够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便实行一些改革以重新获得合法性。这个环境需要能够保证改革按照英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和步伐前进，遏制更加激进的要求，提供时间培养出自己需要的亲英分子。因为没有当地内奸的支持就无法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如一位黄金海岸的殖民官员在评论1948年阿克拉骚乱时说的：“对于我而言，1948年骚乱最大的感受是政府在人群中几乎没有有效的支持者……。”[25] 到了1948年早期，将紧急状态用作政治管理工具表明，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秩序问题已经不敢掉以轻心。虽然经常提到冷战的威胁，但这年2月阿克拉的骚乱和6月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更促使英国殖民部担忧帝国的形势。安全问题成为许多殖民地管理者主要的关注点。为了增强处理帝国秩序的能力，殖民部重新组织了部门。在殖民部官员看来，主要有两类安全问题，一类是“冷战”，用警察和军队对殖民地民族主义活动加以遏制，大多数殖民地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热战”，如在肯尼亚、马来亚等地的镇压活动。然而无论在哪种类型中，英国政府都试图将军事压力作为政治目标的辅助手段，将紧急状态的真正目标指向政治激进分子而非武装游击分子，可以说紧急状态是暴力机制政治化的表现。 不仅如此，紧急状态也蕴含了暴力机制的经济维度。茅茅运动的兴起，让肯尼亚殖民地政府认定非洲人保留地中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再起到稳定殖民统治的作用，稳定的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非洲商品农业生产者。1952年10月20日，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1）创建吉库尤乡卫队；（2）在吉库尤乡村实行集中居住，将居民迁入乡卫队守卫的“安全村”居住，除了白天的几个小时，每个人都不允许走出村子；（3）实行土地合并和注册，扭转了战后一直实行的加强村社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试图培育出一个私人土地所有者阶层。在殖民地政府看来，管理者和乡卫队成员会在土地向私人转移的过程中获益，从而将加强忠诚于殖民政权者的经济实力。其他获得私人土地者也会将注意力转向土地的经营而疏远茅茅起义者，而且这些人的所有权将和殖民地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英国政府提供了1600万英镑赠款给土地合并和注册计划。同时，殖民政府解除了原来禁止或限制非洲人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的规定。茅茅起义及其后继者给英国殖民统治者带来很大的压力，担心肯尼亚会重蹈马来西亚的局面，让英军陷入内战之中，担负起日常保护欧洲人农场主的角色，这将给英国财政带来极大压力。[26]英国官员们努力让白人定居者相信，他们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获得非洲人的认同，而这意味着立即与非洲人分享权力。这种分享的要价便是保证白人的土地所有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