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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核项目在英国影响下的开启 在英国逐步走上研制原子弹之路的同时，由于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两国之间的准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两国在核研究领域的接触和交流从无到有，并逐渐变得密切。从时间上看，美国政府核项目的开启只比英国晚了30多天，但来自英国方面的推动实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英美两国在核研究领域的交流，最初只是两国军事技术情报交流当中不经意的顺带话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的军事技术情报交流，最早始于两国海军为应对日本全面侵华而导致的远东危局。然而，在1940年夏天之前，英美两国海军的技术情报交流是非常有限的，更谈不上范围更大的军事科学技术合作。丘吉尔任首相之后，为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诱使美国早日参战，1940年8月，在他的指示下，亨利·蒂泽德和军需部科学研究局局长助理、核物理学家约翰·考克饶夫率团访问美国，在不强调“等价交换”的前提下向美方提供英国的机密军事技术情报(28)。考克饶夫发现，美国几乎所有的核研究工作都落后于英国大约几个月，而且不如英国进展得迅速(29)。尽管此次英国代表团与美国、加拿大方面就核研究领域的会谈是简短且顺带的，并未对美国的核研究产生任何促进性影响，但它开启了英国同美国以及加拿大在该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标志着英美核合作关系的开端。 1941年3月1日，哈佛大学校长、国防研究委员会副主席科南特率团抵达伦敦进行回访。其间，科南特建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驻伦敦办事处，英国也在华盛顿设立了对应的常设机构——英国科学总办事处(the British Central Scientific Office)。科南特还与英方达成协议：国防研究委员会将直接与英国各相关部门交换军事研究情报；双方的原则是，英方将从事以防御英国本土为即刻目标的研究，而长远的发展则一般由美方承担(30)。 同蒂泽德代表团一样，核问题也不在科南特英国之行的任务单上，但英方人士私下向他提到了工业和军事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科南特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可以制造出一颗炸弹，即使只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但是，他未深究这个问题(31)。原因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此时科南特像绝大多数国防研究委员会技术官员以及美国原子物理学家一样，不相信制造原子弹是现实可行的，作为国防研究委员会副主席，他只对在这场战争中能够直接应用的军事技术感兴趣。他回忆到，“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超出一定大小的一块铀235在自发释放的快中子的作用下本身能够支持巨大能量的自持性的链式反应。换句话说，超出临界质量的铀235会成为一颗原子弹”(32)。其次，科南特知道核问题是国防研究委员会研究项目当中高度机密的特殊领域，他未被授权进行这方面的正式会谈。他表示，“我的自我强加的克制，部分是我坚信‘需要才知道'(need to know)原则的结果”(33)。另外，在科南特看来，他与英方有关人士的会谈是非官方性质的交流，而“如果布什什么时候想就原子能方面的工作同英方接触，他会通过布里格斯这一渠道”(34)。因此，科南特回国后未对布什提及这方面的事情(35)。 然而，科南特代表团成员、哈佛大学物理学家肯尼思·班布里奇(Kenneth T.Bainbridge)暂时留在了英国，在研制原子弹问题上，他对布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班布里奇熟悉核物理，莫德技术委员会邀请他列席了4月份的一次正式会议。班布里奇意外地发现，英国人已经接受了《弗里施—派尔斯备忘录》的结论，相信在两年内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36)。班布里奇立刻同布里格斯取得了联系，并建议派遣美方人员前往英国进一步核实此事。此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Lawrence)等人，正要求改变铀咨询委员会迟缓拖沓的行事方式。在收到班布里奇的汇报后，布什深感压力。他表示，“我不是原子物理学家，这方面的大部分内容我都不能理解，虽然我能理解一些技术问题”，“我知道这项工作会是费用巨大的，并且会严重干扰其它的战时工作。但是，压倒一切的想法是：我对德国科学怀有崇高的敬意，如果炸弹是可能的，如果它被证明是威力无比的，那么在希特勒手中的结果确实能使他奴役这个世界。如果美国全力以赴的努力能够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的话，第一个拥有它是十分重要的”(37)。于是，这促使布什4月18日邀请国家科学院的专家委员会对研制原子弹的前景进行秘密评估，以判断是否应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设备以及是否应加快使铀项目服务于国防(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