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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芬特返回了英国，他不知道他的美国之行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被他深深打动的劳伦斯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游说行动。9月25日，因参加芝加哥大学五十年校庆，劳伦斯与科南特顺便拜访芝加哥大学的阿瑟·康普顿。劳伦斯讲述了奥利芬特告诉他的消息，并指出钚239作为制造原子弹的一种替代方案的重要性，以及他对美国核研究步伐迟缓的不满和对纳粹德国研制原子弹的担忧，希望以此直接向科南特施加压力。根据康普顿的说法，“我决心给劳伦斯以支持……科南特开始被说服了”(53)。然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科南特自己指出，“笔者(作为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当时十分清楚英方的结论，但是不便透露这方面的信息，以及华盛顿正酝酿通过一次可能的重组以加快项目”(54)。面对劳伦斯的侃侃而谈，科南特故意施展激将法，“我禁不住打断他的言语，问他是否准备搁置自己的研究计划，而专门从事所提到的核研究的某些领域。他有点语塞，但同意如果需要他会那样去做”(55)。回到华盛顿后，科南特将情况向布什做了汇报。意识到了劳伦斯等人对铀咨询委员会的不满情绪以及美国的核项目正处于一个十字关头，布什决定让国家科学院专家委员会进行第三次评估。 实际上，自7月初获知莫德报告草稿的内容后，科南特原有的立场开始发生动摇。他邀请哈佛大学同事和好友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B.Kistiakowsky)参与国家科学院专家委员会第三次评估工作。同时，科南特将莫德报告中有关两块裂变材料迅速组合在一起能够制造原子弹的构想告诉了基斯佳科夫斯基，希望他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最初，基斯佳科夫斯基也持怀疑态度，“这在战场上似乎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几周之后，基斯佳科夫斯基告诉科南特，“它能够被制造出来起作用，我百分百被说服了”。基于多年相处而产生的信任，科南特开始完全相信制造一颗原子弹是现实可行的了，“我完全相信他的判断，如果他信服阿瑟·康普顿的计划，那我为什么还要有所保留呢”(56)。于是，“奥利芬特说服了劳伦斯，劳伦斯说服了康普顿，基斯佳科夫斯基说服了科南特”(57)，这些人的观点对布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卡内基研究院地磁部的负责人默尔·图夫(Merle A.Tuve)后来称，“奥利芬特是一个真正推动美国去做那项事情的人，他同劳伦斯和康普顿一道推动了铀委员会去做了件伟大的事”(58)。阿瑟·康普顿则提到，“身处美国的我们第一次明白了，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在军事上探索原子弹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就在那时，美国的科学家开始竭尽全力投身于这项探索之中”(59)。齐拉特评价，“如果国会了解原子能工程的真实历史，我深信它将创设一种特别的奖章授予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奥利芬特博士会是第一个被授予的人”(60)。 10月3日，布什收到了莫德报告最终文本的副本。此前不久，布什决定派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乔治·佩格拉姆和同是该校的物理学教授哈罗德·尤里(Harold C.Urey)前往英国，专门实地调查英国的核研究，同时希望与英方共享所有的核研究情报信息。佩格拉姆和尤里首先同英方新成立的“管合金局”(Directorate of Tube Alloys)官员进行了会谈，而后拜访了一些英国大学里的核物理学家，探讨了一系列核研究问题。 查德威克向他们表示，根据英方的研究，有90%的把握能制造出原子弹，战时使用这种武器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弗朗西斯·西蒙(Francis Simon)(61)、派尔斯则与他们讨论了分离同位素铀235的方法问题。在比较了英美两国气体扩散分离法在工厂设计方面的差异之后，两国核物理学家一致认为，西蒙的方法是最有希望的，应给予最高的优先权。哈尔班(Hans von Halban)(62)关于铀—重水堆研究的介绍使佩格拉姆和尤里相信，在五到十年里，铀—重水反应堆所产生的动力会像石油或煤炭所产生的动力一样重要，但核动力研究在战时只是第二位的，如果德国人拥有核炸弹，战争会在几周内结束。然而，英美两国都不应忽视核动力研究在战后的工业价值。一位挪威教授则透露，德国人正从挪威每天获得4公斤重水，并订购了大量用重氢制成的石蜡(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