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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南特英国之行不同的是，佩格拉姆和尤里此行是美方第一次专门为了核问题前往英国。英国方面相信，他们给佩格拉姆和尤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佩格拉姆和尤里访英之后的报告会在美国决定以极大的魄力去开展核项目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64)。然而，当11月底和12月初尤里和佩格拉姆先后回到美国的时候，布什已于10月9日获得了罗斯福总统批准扩大和深化军事核研究，国家科学院专家委员会也于11月6日提交了第三份评估报告。与莫德报告一样，这份报告论证了利用铀235制造原子弹的现实可能性，并建议进行相应的工程开发(65)。尽管如此，佩格拉姆和尤里从英国带回来的最新信息证实并扩充了之前得到的情报，为美国政府开启核项目决策的正确性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史密斯报告》提到：“事实上，这次访问和1941年夏天的其它交流的首要重要性不在确切的科学数据，而在于总的科学工作的印象。英国人，特别是J·查德威克，相信铀235链式反应可以实现。他们获悉挪威正以日产几公斤的速度生产重水，而且德国已经订购了大量使用重氢制成的石蜡；很难想象这些材料除了用在与铀问题相关的工作上还会有别的什么用途。他们担心，如果德国人在盟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战争也许会在几周内结束。佩格拉姆和尤里带回来的紧迫感具有重要的意义”(66)。 综上所述，英国对于美国走上研制原子弹之路的推动性影响，有如抛砖引玉，其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尤其是莫德报告的影响。虽然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往往是内因，但外因可以转化为内因，从而起到决定性作用，英国对战时美国核项目开启的推动性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实例。 玛格丽特·高英指出，“是莫德报告促使美国人采取了行动，毫无疑问，没有英方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原子弹投放之前结束，无论这是好还是坏”(67)。另外，她还提到，“英国与美国的特殊核关系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的科学家，包括来自德国的难民科学家，‘发明’了原子弹，但是，由于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巨大影响掩盖了英国的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常常被遗忘了”(68)。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者巴顿·伯恩斯坦也指出，“如果没有英国的研究，在其它方面对于资金、原料和科学人员的需求压力下，科南特和布什可能很容易屈服于谨慎的势头，他们可能提议将美国稀缺的资源用于其它看起来更可能增强美国、援助盟国和促进胜利的项目”(69)。因此，虽然不能下结论说，没有英国的贡献，美国就无法研制出原子弹，但如果没有来自英方最初的推动以及战时的参与，美国的原子弹不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前研制成功并投入实战。 原子弹的问世无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也对战后直到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5年10月3日向国会递交的关于原子能的咨文中提到，“原子能的释放在国家关系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具有非凡革命意义的威力，以至于不能再在旧观念的框框里思考问题”(70)。 英国推动美国政府开启核项目以及参与到曼哈顿工程之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大同盟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战时大同盟关系是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石。尽管对于英美“特殊关系”这个说法学界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战时英美之间的合作都达到了迄今两个主权国家间彼此合作的巅峰。一方面，英国能够对美国政府战时核项目开启产生推动性影响，并且之后参与其中，正是英美关系特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相比其它领域的合作，英美核合作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充满艰辛与曲折(71)，印证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局限性，因为它不可能违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这也正是那些质疑“特殊关系”说法的学者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