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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传统文明经历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不但受到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且受到来自亚洲的威胁，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等亚洲势力的先后西进，使欧洲的十字军东侵黯然失色。然而，查理曼的短暂复兴，罗马帝国的重建，教皇的大一统，成为欧洲传统文明得以生成的重要机遇。到了13世纪，欧洲传统文明发展成熟，这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其核心是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的确立。经院哲学以语言法则、辩证法和圣经经文的权威为基础，把神学体系化甚至科学化。⑤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ca.1224-1274)及其《神学大全》就是其中的代表。欧洲传统文明的突出特征在于建立了完整的宗教信仰体系，欧洲的中世纪也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信仰时代。 然而，随着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的教条和僵化，其内在活力日益丧失，在信仰与理性、理性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并日益走向衰落。人文主义者则另辟蹊径，转向古典文化，复兴古典学术，以此来化解欧洲传统文明的危机。因此，在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以翻译和模仿古典文学为主要表现形式，修辞学和诗歌被视为最高的哲学，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也因此得以坚守。正如勒高夫所说：“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⑥事实确实如此，彼得拉克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说：“你要尽你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才智，与那条疯狗阿威罗伊战斗，他怒不可遏地朝着主耶稣和加特力信仰狂吠。”⑦可见他对信仰的崇信与执着。然而，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和传播，人文主义者沿着彼得拉克的足迹，拿起怀疑论的武器，不但颠覆了传统的权威，而且为理性重建开辟了道路。 继彼得拉克之后，人文主义者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开始大规模接触到来自东方的希腊遗产，新柏拉图主义得以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形成于公元2至3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后来尽管走向了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然而柏拉图哲学的内核也被保留下来。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资助建立了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马西里奥·斐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成为该学院的领袖。斐奇诺不但在西方世界首次把柏拉图本人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等人的著作全部翻译为拉丁语，而且他还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借以指理想的友谊和人际关系。⑧斐奇诺翻译有关柏拉图哲学的著作，复兴了柏拉图传统，冲击了中世纪主导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人的哲学”(philosophy of man)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提出的新概念“柏拉图式爱情”成为这一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如此，他还试图调和柏拉图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矛盾，为人文主义新哲学寻求合法性。在他看来，哲学与宗教一样，其最高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最高的善；人人都有能力预见并达到最高的善。⑨ 斐奇诺培养了一批学生，其中有的学生随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家。更重要的是，斐奇诺对另外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对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宗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的好友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7-1519)的思想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⑩正是到了皮科那里，关于人的哲学的理性思考才更加成熟。可以说，斐奇诺和皮科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理性重建的巨擘。 因此，尽管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主要是复兴和效仿古典文化，他们关注的领域也主要是文化教育，而不是哲学反思或理性重建，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勒高夫所说，人文主义非常反理性和崇尚信仰，才是有道理的。然而，当人们追问复兴和效仿这些古典文化的意义时，人文主义者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他们声称这些研究有助于形成一种值得期待的人类，因而特别关注人何以为人”，对人的重视引起了对人的反思，直到斐奇诺与皮科共同建立了“一种关于在宇宙中人的尊严的哲学理论”。(11)这种哲学理论的核心是个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哲学的形成，是个体理性重建的重要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文艺复兴并不缺乏理性，更不局限于文化教育或现代文化艺术层面。 即使在文化教育层面，文艺复兴从一开始就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人文主义者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1370-1444)被称为近代早期欧洲第一位教育理论家。他曾撰写了一篇论文《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全面地概括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方法。这篇文章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享有盛誉，影响极大”。(12)弗吉里奥曾明确提出，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做人，而不是让学生发家致富：“人文主义研究旨在帮助学生培养品格，而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富有。人文主义教育永远是让有聪明才智的人变得更美好”。(13)为此，他把人文主义知识视为人们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改造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教育内容。 他不但重视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推动了科学知识的教育和进步，而且把伦理哲学(moral philosophy)置于同等地位。根据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以及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不同兴趣和选择，弗吉里奥改变了传统的“七艺”课程结构，明确反对逻辑的优先地位，而是公开提出了“新三艺”。传统的七艺由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和四艺(天文、几何、音乐和数学)构成。他改变了中世纪时期不重视科学知识即四艺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四艺的地位，“这是从科学成为希腊人的一门有生气的学科以来，不曾得到过的”。(14)他还认为，四艺作为自然哲学的内容，需要离群沉思，适用于培养科学人才；而伦理哲学则需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讲，适用于培养社会活动家。因此，他专门为那些致力于公共服务生涯的学生设计了“新三艺”：伦理哲学、历史学和修辞学。(15)也许，正是基于弗里吉奥所提出的新三艺，我们才可以把他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首位“市民人文主义者”(civic humanism)，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拥护的是君主制政府，而从不是共和主义。(16) 弗里吉奥的教育理论及其教育改革主张，针对从儿童到成人、从小学到大学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反思，并提出了具体的富有创新性的改革主张。这是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发端，随后在欧洲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明确的阶段教育理念：儿童的正确语法教育、青年的人文主义研究、成年的婚姻伦理义务教育。(17)他首次把历史学列入教育内容，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奠定了第一基石。 从总体上看，近代早期欧洲文艺复兴并不缺乏理论思考，只不过人文主义者的理论并非基于传统的经院哲学，而是柏拉图的学说。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从彼得拉克开始，古典的怀疑论就随着古典学术复兴而兴起了。怀疑与重建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内在逻辑。人文主义者在怀疑传统权威的同时，大力张扬人性，强调人的尊严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重建了个体理性即人生的意义，唤醒了人们的社会历史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者改变了对待科学的传统态度，不但在认识上，而且在教育实践中，均赋予科学知识以重要地位。人的哲学与自然哲学构成了文艺复兴的双重内核，也是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些感官的、可视的文化形式以及诗歌、戏剧等文学艺术成就，只是这些思想的载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