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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笑，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广州510632 内容提要: 1971年至197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先后访华迈出了中美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在他们访华期间，越南战争问题是双方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虽然坚持不干涉越南内政的原则，并给予北越大量援助，但实际上还是鼓励北越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这引起北越的猜疑与不满，并促使河内发动复活节攻势以占据主动。然而，攻势的失败迫使北越认清现实，重新与美国认真谈判，并奠定了巴黎协定的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双方已貌合神离。 关键词:中美缓和;越美和谈;中越关系 〔中图分类号〕K273；D82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4-0038-13 1971年至197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中美接触与缓和的背后，双方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越南战争问题。对于尼克松而言，促使其作出中美缓和这一决策的重要因素便是希望借此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中国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也因此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面对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中国迫切需要缓和中美关系，联合美国对抗苏联。而要缓和中美关系，就需要对美国解决越南问题持更加务实的态度。但是从道德与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中国领导人在内心深处认为，中美缓和似乎意味着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北越”)抗美斗争的疏离。中方的这种矛盾心态以及在此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这一阶段的中越关系。两难困窘使得中国领导人在中美接触期间不断向美方郑重表明，自己只有援助北越的义务，而无干涉其决定的权力。同时，迫于现实考虑，中方在北越刻意隐瞒美越秘密会谈内容的情况下，又不断试探北越的态度，就中方之前反对和谈的立场道歉，暗示北越可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走向和平。此外，中方还给予北越大量援助，其目的一是鼓励北越和谈，二是作为中国仍然支持北越的证明。中方的这种两难困境并未得到北越的理解，反而引起对方的猜疑与不满。 北越对中美缓和以及中方鼓励和谈的态度不满，担心中国会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出卖北越。在此情况下，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试图以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获得战略上的主动，迫使美国同意签署一项对北越有利的协定。但与1968年春节攻势一样，复活节攻势依然以北越的失败而告终。受现实所迫，尽管依然对中美缓和心存疑虑，但北越不得不以务实态度认真谈判，并于1972年10月就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与美国达成基本共识。这一共识成为1973年1月27日签署的巴黎协定所依据的基础。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已貌合神离。 一、基辛格首次访华与北越的不满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即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谈判，要求北越将战斗进行到底①。由于北越在1968年春节攻势中的失败，中国的这一态度最终未能阻止北越同意与美国举行巴黎谈判。1968年5月13日，美国与北越就解决越南战争问题，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谈判。之后，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加入其中，并在1969年1月25日举行第一次四方会谈。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北越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又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四方会谈一般每周举行一次，秘密谈判则不定期举行。北越的决定引起中国的不满，但随着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从1968年初的坚决反对越美和谈，到1969年下半年的以和谈试探北越，再到1970年8月的明确支持北越与美国和谈。中方态度的变化并没有促使北越积极投入谈判之中，反而使得河内对中国的动机充满怀疑与不信任。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