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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基辛格、黎德寿再度会谈，黎德寿公布了北越新的十点建议。与之前的要求相比，新建议不再要求阮文绍立即辞职，而接受他在签署和平协定之后辞职。至此，美国与北越之间已经不存在原则性分歧。经过10月8日至12日的多轮秘密谈判，双方就结束越南战争的主要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美国单方面撤军，北越放弃阮文绍下台的要求，美国还同意战后给予北越经济援助。对于谈判结果，基辛格很满意，他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比我们期盼的好得多的协定。最终结果是阮文绍可以待在办公室里了。我们得到了10月30日或31日的原地停火。”(77) 美国与北越所达成的共识遭到南越政府的强烈反对。加之11月7日的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尼克松不想在遭到南越反对的情况下，单独与北越签署一项和平协定，以免影响自己的支持率。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和基辛格故意拖延谈判，直至大选之后。在尼克松胜利连任之后，他才一方面恢复与北越的谈判，一方面软硬兼施，以断绝同盟关系、切断援助为威胁，以经济、军事援助为诱饵，迫使南越最终同意签署巴黎协定。(78)从这个方面来看，美越双方在1972年10月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奠定了1973年1月27日签署的巴黎协定的基础。 四、结论 中美缓和虽然最终有利于结束越南战争，但从越战与越美巴黎谈判的具体进程来看，中国政府希望北越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态度反而一度对越美和谈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这是希望借助中美缓和结束越战的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所始料不及的。黎德寿曾经在秘密谈判中警告基辛格，美国不要试图在越南问题上打中国牌，这当然不会影响尼克松的决策。实际上，在东京湾事件爆发后，随着苏联对越南干涉力度的加大，中越双方在苏联援越问题(79)、越美谈判问题上有诸多矛盾，双方的分歧已经产生，只是尚未恶化而已。对于游走在中苏之间的北越而言，从中苏两国得到最大程度的援助，获得战争资源，并在抗美战争问题上得到中苏两国的支持，乃至实现最后的胜利与国家的统一才是其最终目标。这也是为何在胡志明去世后，北越领导层内部已经倾向于苏联的情况下，却依然维持与中国表面上的盟友关系的关键所在。 然而，中美接触与缓和却使得中越两国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分歧再也无法弥补。这固然是因为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地打中国牌，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北越对中国的猜疑与不满，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因为国际义务和现实国家利益的矛盾而左右为难的中国政府不同，北越反而更为现实。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会为了越南而放弃中美缓和，也不认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巨大诱惑面前，中国会在越南问题上维护北越的利益。对北越而言，尽管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要想结束越南战争，就必须与美国谈判，但这种谈判必须出自北越自己的意愿，而非中国等外部力量施压的结果。也就是说，北越要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屈从于北越的政策。所以尽管中越两国本应在美越谈判问题上达成“双赢”，但中国试图与美国缓和，并就和谈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北越看来，这就是对自己的背叛。河内怀疑中国政府的动机，担心中美之间有以牺牲北越为代价的秘密交易。这种疑虑与思维逻辑很难通过说服或援助来改变。中国领导人试图说服北越在越美谈判中降低条件的做法，更是加深了北越的这种猜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希望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与扩大援助的方式赢得北越在中美缓和问题上的理解与赞同，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此，中国领导人虽心知肚明，却苦无良策。中国无法为了北越而放弃中美缓和，只能通过告知越方中美会谈内容，向越方作保证，增加对越援助等方式证明自己所遵从的道义原则和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支持北越。事实证明，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让河内安心。在中国增加援助的同时，中越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北越在巴黎秘密谈判问题上对中国的隐瞒，乃至发动复活节攻势，都源于对中国的不信任。虽然迫于复活节攻势的失败，北越不得不重新投入越美和谈，但中越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从这个层面而言，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中，对于美国利用中美缓和向北越施压，利用这一问题挑拨中越关系的外交策略，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相当被动。当然，美国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打苏联牌，并引起北越对苏联的愤恨。至于为何越中矛盾压过越苏矛盾，北越最终投向苏联，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一个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行其是的盟友，以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义务，造成了中国在这一阶段对越外交上的两难困境。就像基辛格在1971年10月对周恩来所说的：“是否应该允许一个受其痛苦经历和战争所困扰的小国阻挠每一个进展，仅仅因为它疑虑重重，乃至不愿意取得谈判协定。”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持了既定原则，坚持中美缓和，这为改善中国的战略安全与以后的外交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虽然中国的努力未能挽回中越关系，但仍然是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成功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