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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筑界倡导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25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发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提出“民族形式、无产阶级内容”的文艺理论，阐述了把民族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⑤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论及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时也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⑥应该说，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穆欣建议中国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应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梁思成是赞同的，认为这就是新中国建筑设计的总方向，只是过去没有学好，未能体会它的精神，“加上观点方法错误，所以不知如何做起。”⑦现在，苏联专家又重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很快就得到梁思成的认同，他的设计思想随之发生转变。 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不仅强调建筑的民族风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种艺术，即强调建筑的美观。1935年7月，联共(布)中央在批准莫斯科改建五年计划时指出：“城市建设工作应全部达成艺术形态，不论是住宅、公园、广场、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宣布了美观和实用的统一性——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艺术造型和实际用途有机的统一。”当时，国内有些建筑单位把“适用、坚固、经济”作为建筑的三个要素。穆欣却反复告诫中国建筑师，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城市建筑不仅要便利、经济，而且必须美观”，“要美观就不能经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艺术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认识到“只要有房子住，谁管它美不美”的思想是错误的⑧。 针对中国建筑学界曾模仿西方现代建筑的情况，1953年波兰建筑师协会召开之后，在华工作的苏联建筑专家提出反对“结构主义”的口号，认为“结构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领域的反映⑨。在批判“结构主义”之后，中国建筑界掀起学习苏联建筑的热潮，这就是提倡“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设计方向，梁思成是其中一位最积极的分子。1953年2月至5月，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问团对苏联进行访问。他实地考察了苏联建筑的发展状况，看到莫斯科兴建了带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群，使城市变得非常优美。他称赞苏联建筑师“创造性地应用古典与民族传统来设计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建筑”，认为“苏联的成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⑩。于是，梁思成开始极力提倡“民族形式”的设计。10月，他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建筑师，建筑艺术家，有必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而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新建筑“应该是产生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11)。1954年，他在《祖国的建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盒子。”(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