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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苏联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和反对建筑浪费的影响。1954年12月，苏联召开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进质量和降低造价》的讲话，对斯大林时代苏联建筑界提倡的“民族形式”提出批评。他指出：“在我们的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浪费资金的现象。在这方面，许多建筑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在按照单独设计所建造的建筑物的建筑艺术装饰上造成了浪费。”他举例说，在莫斯科，许多住房的外部装饰费用占建筑物总造价的15％到20％，有的甚至达到30％，而定额规定则为8％到9％。在这次会议上，那些片面强调建筑的艺术而忽视经济原则的苏联建筑界代表人物几乎都受到批评，其中包括莫尔德维诺夫及其同事，因为他们“回避了建设中的经济问题”，“在设计一个建筑物时，忘掉了主要的东西——忘记了每平方米面积的造价。他们醉心于那些不必要的立面装饰，造成了许多浪费。”关于“大屋顶”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对于居住房屋来说，这样的外貌是不必要的。不应该把现代的居住房屋的艺术形式变成和教堂或博物馆的一样。这样并不会使住的人感到任何方便和舒适，相反，只能使建筑物使用起来不方便和增加它的造价。”所以，我们“不能迷恋于建筑装饰、美术装潢、在房屋上建造毫无根据的塔楼或安置雕像”。对于建筑的美观与经济的关系，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不反对美”，而是“反对铺张浪费”。他强调：“许多建筑师以和结构主义作斗争以及建筑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词藻为掩饰，随便浪费人民财富，这种现象不能再容忍它存在了。”(30)“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来自斯大林的建筑理论，中国对这种设计思想提出批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苏联已经开始批判斯大林时代的建筑设计思想，对中国来说，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况且，赫鲁晓夫批评的苏联建筑界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所以，赫鲁晓夫的讲话很快在中国得到认同，不仅为中国反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造成的浪费创造了时机，而且提供了依据。当时，彭真为了说服梁思成接受对“大屋顶”的批评，特意拿出报纸上有关赫鲁晓夫批评苏联建筑“复古主义”的报道给他看，还说：“赫鲁晓夫同志都这样说，你该服气了吧？”(31) 195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的讲话。2月4日，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苏联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精神，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会后，中国建筑界开始对照赫鲁晓夫的讲话，检讨和批评设计工作中存在的浪费现象。 第三，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波及。1954年至1955年，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先是批判俞平伯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认为俞平伯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接着又开展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32) 在当时，开展思想学术批判成了党的一条方针(33)。于是，建筑学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对“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的批判。建筑工程部2月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把追求“宫殿”、“庙宇”等“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北京市委认为，“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就是“某些设计人员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34)1955年1月，《建筑学报》发表的批判文章明确提出：“如不在研究旧建筑和创造新建筑的工作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会走投无路。这正是我国建筑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35)上述言论无疑起了一种导向作用。结果，许多建筑师在批评自己的设计思想时，纷纷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从这个方面查找思想根源。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采取批判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势必会导致片面性和简单化，使思想上、学术上的观点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对学术思想的批判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批判。结果，在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思想的批判过程中，存在着把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的倾向，以致全盘否定了“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