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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彭真确实是想从学术方面说服梁思成。这从他的批示和讲话中不难看出，他试图将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对一切。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影响，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时，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从学术角度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而是直接戴上“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帽子。1955年第1期《建筑学报》发表刘敦桢的文章《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认为梁思成片面强调艺术忽视适用和经济的错误偏向，不但违反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筑方针，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46)此外，《建筑学报》还发表了陈干、高汉《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与民族形式的》、王膺《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等批判文章。1955年10月，《学习》杂志发表何祚庥的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认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47) 不难看出，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是批判中的缺点，以致多年后梁思成还认为，“那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48)。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当时已经发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中，只有何祚庥的文章出自畅观楼。文章发表后，彭真表示，畅观楼写成的文章一篇不准拿出去发表，要等待统一处理。彭真考虑到，当时正在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但梁思成与他们不一样，梁思成的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而他们的问题带有政治性质。(49)这场批判免不了带有某种消极作用，彭真这样处理，可以说是消极影响最小的一种方法。 出于批判的压力，5月27日，梁思成写了《大屋顶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清华大学教学和首都规划工作中，以及通过发表文章、各处演讲和做报告等方式，传播着一套建筑“理论”，严重影响了许多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错误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费”。(50)在看到何祚庥的文章后，1956年2月2日，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的文章和创作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并“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51) 在梁思成作了检讨之后，对建筑领域“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止了。畅观楼已经写好的20多篇批判文章没有再发表，而是送给梁思成参阅。同时，收到的90多篇批判文章也没有发表。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没有酿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应该说，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学术问题，理应遵循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采取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导设计师们，使他们自愿地遵循党的建设方针，自觉地纠正不良的思想倾向，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依靠行政命令开展批判运动，解决不了学术争论问题。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势必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致使这场批判实际上成了被批评者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基本上不是学术讨论，他们几乎没有辩论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说出一些违心的话，以致有些人因此而感到“内心痛苦”(52)。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筑设计方面的浪费现象被克服了。但是，由于采取了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自由讨论的方式，中国建筑设计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场批判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在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建筑设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经济，连一个“美”字也不敢提，害怕被戴上“唯美主义”帽子，陷入“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的境地”。结果，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无人问津。直到若干年后，通过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中国建筑设计思想和建筑创作才真正出现了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