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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关 键 词：中世纪/加洛林王朝/法兰克/查理曼/辛克马尔 作者简介：刘寅，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一、反思“加洛林政治” 由“矮子”丕平在751年建立的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在西欧世界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为欧洲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加洛林时代在欧洲史中的意义并非是对罗马帝国的回归，而是为随后500余年的中古欧洲发挥了奠基作用。除了政治中心在阿尔卑斯山北、符号中心在山南(罗马)的中世纪帝制，以及以大公教会(ecclesia catholica)为核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认同外，西欧世界在这段时期(8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还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治理形态，本文称之为“加洛林政治”，以区别于之前的晚期罗马帝国和同时代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以官僚等级系统和专制皇权为特征的体制。 权力弥散和政治参与多元是加洛林政治的最大特征。虽然君主和宫廷构成了聚焦权力的中央，但地方政教精英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资源。依靠土地和头衔的封赏以及包括忠诚宣誓、宫廷文化、年度集会、敕令(capitularies)传布、权利令状(charters)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和仪式机制，加洛林家族长期维持了王室作为帝国境内政治轴心的向心力。但在公爵领、伯爵领、主教区、修道院辖区中，地方世俗贵族和教会大员们选择性地接受和配合中央权力的干预，但并不始终受后者的绝对支配。勾连中央和地方的不是领取固定薪俸的官僚，而主要是与君主保持亲密联系(  )和信任/忠诚(两个词在拉丁文中都是fides)纽带的精英群体。他们既是谋士(consiliarius)，也时常作为君主的代表被派到地方宣讲和执行中央旨意。作为政治服务的回报，这些亲信(fidelis)会因为君主的恩宠而获得地产和头衔的赏赐，也常常因为秉君主之命而更有权势。不过，他们本质上依旧是在帝国各地拥有相当自主权的政教要员(常常是伯爵、主教、修道院长)，对君主和中央的服务实则帮助他们获得或强化自己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如何在理论层面把握以上关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现象，学术史上曾出现两大很有影响的传统解释框架。比利时学者弗朗索瓦—路易·冈绍夫认为，查理曼等加洛林君主尝试建立一套自上而下、权责分明的理性行政系统来管辖帝国，但因为技术和资源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实现，因此不得不援用司法和军事意义上“以封土换服务”的封建制作为政治治理的补充。冈绍夫以此来解释加洛林时期地方权力的自主性与中央权力对亲信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加洛林政治被理解为一种不成功的官僚专制政治尝试。①另一种理解出自德语学界的“宪政史”(Verfassungsgeschichte)研究传统。这一派的学者把加洛林时代看成是西欧由以个人效忠为主要特征的非国家性的古日耳曼政治形态，向国家性的封建体系和封建法升华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后来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雏形。换言之，缺乏中央集权的加洛林政治，被解释为一种迈向中古盛期封建国家的发育阶段。② 近年来，相关研究的进展使上述两种史学传统均不再具有说服力。隐含于两种理论之中的某些预设妨碍了对加洛林政治本身特征的把握。这首先体现为中古“封建主义”。尽管侧重点不同，冈绍夫和宪政史学派的解释均认定，西欧世界经由加洛林时代，进入了以采邑(fief)和封臣(vassal)为主要特征的中古封建社会。然而，经过以苏珊·雷诺兹为代表的学者的系统批判，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系统或社会生活形态的“封建主义”，是否是对中古欧洲历史面貌的恰当概括，受到了强烈质疑。对于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封臣制或采邑制的加洛林时代来说，无论是冈绍夫笔下官僚专制政治替代品的“加洛林封建主义”(carolingian Feudalism)，还是宪政史学派理解中具有过渡色彩的加洛林“准封建国家”，都是对其政治形态不够确切的描述。③此外，冈绍夫理论中的韦伯式的现代官僚国家模型，以及宪政史学派的政治形态进化叙事，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加洛林政治的内在逻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先后以珍妮特·尼尔森、斯图亚特·艾尔利和马修·英尼斯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的不断推进，对加洛林政治的考察重点开始从静态的、应然的行政构架转向动态的、实然的权力运作。通过对史料所见具体政治互动(政治纠纷、政治联姻和政治仪式等)的细致剖析，这些研究揭示了加洛林家族在不剥夺地方权力独立性的同时，如何成功地让加洛林王室的权威介入地方政治，并通过开放中央政权和提供“帝国”这个超越地方的政治空间和游戏规则，在各地政教精英的利益和王朝命运之间建立起无法切割的联系，从而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建立在全体政教精英的共识(consensus)之上。因此，以权力分布广泛、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加洛林政治，是一种君主与政教精英的合作性(co-operative)政治。④ 冈绍夫和宪政史学派的解释框架的另一重大缺陷，是严重忽视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会在加洛林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教权(sacerdotium)和教会势力的壮大是加洛林时代的重要现象，如美国学者卡尔·莫里森指出的，“视教会组织为一种卓然独立于世俗体制的自足政治实体”的理念兴起于加洛林时期。⑤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加洛林时代教会自主意识的增强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以荷兰学者梅克·德·容为代表的最新研究所揭示的，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层面上，世俗政治和教会在加洛林时代都高度重合而无法切割。⑥换言之，在加洛林时代，基督教的神学理念和教会的治理实践深深地嵌入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因此，若要对加洛林政治有一个确切的把握，在考察“中央地方”关系时，不能忽视“政—教”关系的决定性意义。我们需要追问：基督教在加洛林政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体现在加洛林时代的政治表达之中。作为一套成熟而非权宜或过渡的政治形态，加洛林政治是立体的政治，不仅体现为一系列制度性和仪式性的“做法”，也包括调动前代思想资源，把政治修辞沉淀为稳定的思想话语的“说法”或者说“政治语言”。⑦给予政治语言以充分的重视，将有助于探索在传统研究思路中未得到充分评估的加洛林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加洛林时代并不存在单一的政治立场或政治理论。但如果从当时人的语言使用入手或可揭示，在不同情势下、由不同身份的人物所共享的语言，反映了整个时代共享的基本政治文化。事实上，加洛林政治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政治话语，被君主和全体政教精英共同使用。这套语言体现和承载了加洛林时代的政治参与者对政治生活性质和目标的特殊理解。 本文将集中考察加洛林政治语言的一种重要形态——“训诫”(admonitio)。简单来说，“训诫”是一种兼具道德性、政治性和宗教性的警告，用来提醒政教人物在现世的基督教世界秩序中守持好自己的本职工作。⑧不同政治身份的人物使用“训诫”文体以及与之配套的话语表达政治观点，是加洛林时代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本文认为，对“训诫”话语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加洛林时代一种特有的政治思考方式，其基本特点是：担任世俗或教会职务意味着一种道德和宗教意义上的“职分”(ministerium)；保证治下人民秉持正确的基督教信仰和作风、维持现世生活的政教秩序，是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尤其是政教职务的承担者必须共同分担的使命；训诫他人遵守本分、正确行事，内在地包含在在位者的职分之中。这种被加洛林时代的政治参与者共享的政治思维模式，构成了当时合作性政治的重要意识形态要素。 本文的分析将围绕两个加洛林政治文本展开，分别是查理曼789年颁布的敕令《广训》(Admonitio Generalis)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 of Rheims)882年编撰的政论《宫廷治理》(De Ordine Palatii)。这两个文本分别产生自王朝走向鼎盛和陷入危机之时，可以说是“君主本位”和“主教本位”的加洛林训诫话语的代表。在《广训》中，查理曼以一种“君师合一”的身份，调用教会法和圣经权威，向整个加洛林政教精英阶层训诫，要求他们履行各自的职责，在整个基督教社会传布正确的信仰和作风。在《宫廷治理》中，辛克马尔代表整个主教阶层，向刚继位的年轻君主卡洛曼训诫，督促后者对为君的职分保持警醒，尊重主教代表的教会权威，以“先人的传统”为法度，匡正政教生活。尽管语境和用意差别巨大，这两份“训诫”文献共同反映了加洛林时代以“职分”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加洛林合作性政治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