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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宫廷治理》中的主教训诫 现代学者习惯称之为《宫廷治理》的小册子，(39)是由在843年分国后西部王国的政教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845-882年任大主教职)编撰的。辛克马尔的政治生涯历经五位加洛林君主(“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结巴”路易、路易三世和卡洛曼)，担任西法兰克教会的领袖人物长达近四十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包括书信、教会法令、政论，以及加洛林准官方史书《法兰克皇家年鉴》的续作《圣伯丁年鉴》。(40)《宫廷治理》编撰于辛克马尔去世的当年。用开篇的话说，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年轻的新国王，以恢复教会的尊严与和平、教会的秩序，以及王室在神圣宫廷中的安排”。(41)新国王指的是卡洛曼二世(879-884年任国王)。卡洛曼是丕平开国之后的第6代加洛林家族成员，879年起与兄长路易三世分治西部王国。882年8月，路易意外受伤去世。原由路易统治的王国北部地区在当时面临着维京人的侵袭。面对事变，王国需要一位加洛林皇族领导战事，于是，王国的诸位军政大员急邀当时正在王国南部平定叛乱的卡洛曼北上，迅速将其推举为整个西部王国的国王。从《圣伯丁年鉴》对事件的记载来看，(42)这位西法兰克最有声望的主教并没有参与这次仓促的新君推立。此时的兰斯教区也正面临着维京人入侵的威胁。因年迈而行动不便的辛克马尔无法离开兰斯城，前往150公里之外的圣德尼修道院(st-Denis)参加路易的下葬和卡洛曼的即位。因此，编撰《宫廷治理》，向新国王进言，或可理解成辛克马尔这位老臣通过文字彰显自己的政治在场，以弥补肉体的缺席。同年10月，维京人入侵兰斯在即，辛克马尔被架在抬椅上逃离兰斯城，前往一座庄园避难。12月，辛克马尔离世。《宫廷治理》是这位加洛林时代最多产的作家留下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宫廷治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在开篇(第1-3章)，辛克马尔表示，他被请求讲述他年轻时所见闻的那些关于教会和王国治理的“意见和教导”(consilia doctrinaque)，或者说“先人的传统”(traditio maiorum suorum)，来帮助新即位的年轻国王学会如何“在治理王国时取悦上帝，在尘世幸福地统治”。(43)第二部分(第4-11章)是辛克马尔的第一轮教导，基本主题是主教、司铎、国王、伯爵、地方官等在政教生活中拥有权柄的人各自应担负的治理职分。篇幅最长的第三部分(第12-36章)构成了辛克马尔的第二轮教导，主题是君主应该如何通过安排各种宫廷职务和组织集会来实现对宫廷(palatium regis)和整个国家(totius regni status)的治理，内容接近一种行政组织法。辛克马尔称，这部分内容抄录自他年轻时读到的、由查理曼的重要廷臣阿达拉德(Adalhard of Corbie，751-827年)写作的一本名为“宫廷治理”的小书。他将之附在自己的作品中，作为对新国王教导的补充。(44)第四部分(第37章)是一个简短的结语，再度强调为政者须保持自己的德性。 《宫廷治理》是一个被加洛林史学者频繁引用的文本，但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第三部分。在现存的加洛林文献中，它最系统地提供了以宫廷和年度集会为中心的加洛林政治治理的实践规则。这种考察和使用《宫廷治理》的偏向，首先体现在文献的命名上。辛克马尔告诉我们，“宫廷治理”是他抄录的阿达拉德作品的名称。用这个名称来指称辛克马尔的作品，这一传统始于17世纪辛克马尔文集的编者，(45)之后被现代学者沿用至今。换句话说，第三部分中记载的加洛林政治实践，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宫廷治理》真正实在的内容，文本的其余部分多少被当作套话。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忽视了《宫廷治理》本身的结构特点，因此也多少错失了辛克马尔这位五朝老臣在自己最后的岁月里，希望通过这个文本向年轻的新君主传递的政治信息的真正性质。 事实上，和大量没有正式标题的前现代文本一样，辛克马尔对《宫廷治理》性质的界定体现在全文的起始句(incipit)中。现代版本所基于的两个手稿的起始句都是“Admonitio Hincmari Remorum Archiepiscopi ad episcopos et ad regem Karolomannum per capitula”(“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对诸主教与卡洛曼国王的诸章训诫”)。与之相印证，10世纪史家弗洛德阿(Floctoard of Rheims)在他的《兰斯教会史》中对《宫廷治理》使用了十分类似的称呼。(46)辛克马尔希望《宫廷治理》被读者理解成他的训诫。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宫廷治理》中的政治话语，就必须首先考察辛克马尔的训诫姿态。如果说，查理曼在《广训》中是以“王国的国王和领导者、教会的保卫者和支持者”的君主身份对全国政教精英进行训诫的话，那么，辛克马尔在《宫廷治理》中则是以历经多代君主的主教老臣身份对年轻君主进行训诫。 《宫廷治理》蕴含的一种特别的对话关系常常被加洛林学者忽视。从内容上看，《宫廷治理》属于在加洛林时代盛行的向统治者提供为君之道的“君鉴”作品。然而，在《宫廷治理》中，辛克马尔并不直接对国王卡洛曼说话，而是始终向“在年岁和任圣职的年头上都比我小的优秀而智慧的你们”说话。“你们”是法兰克王国的主教。辛克马尔声称，是这些晚辈主教们请求他为新国王写作这个政治文献的。(47)在这个意义上说，辛克马尔对卡洛曼的政治训诫，不仅仅作为兰斯大主教个人，也代表了整个法兰克主教阶层。 因此，辛克马尔的训诫首先建立在他对主教权威和职责的理解上。《宫廷治理》第一部分两度提到先人的传统(maiorum traditio)。第一次是在开篇，辛克马尔用它来指自己年轻时从长辈政教人物那里耳濡目染习得的治国之法。(48)第二次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处，但具体的指涉与前一次完全不同： 有鉴于我的职分(ministerio)所在，以及你们(众主教们)善意并合理的请求，我将履行你们所求，不是出自自己的想法和说法，而是，如我之前所言，出自先人的传统，正如上主对先知所言：“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诫他们。”(49) “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诫他们”引自《以西结书》33∶7，圣经文中出自上帝之口，是要先知以西结代表自己警诫以色列人。辛克马尔这一次所称要承接的“先人的传统”，是以以西结为代表的旧约中的以色列先知。这段圣经引文被辛克马尔略去了原文的前半句。考虑到加洛林时代精英阶层对圣经文本的高度熟悉，这略去的半句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实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潜台词：“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园的守望者。”何为“守望者”，辛克马尔很快在后文中就予以点明：“主教(episcoptus)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守望的人(peculator)。”(50)通过或明或暗地运用加洛林时代共享的圣经语言，辛克马尔告诉《宫廷治理》的读者，自己对新君主的训诫，上接以色列先知的道统，是在践行自己以及所代表的整个法兰克主教阶层所担负的主教职分。 虽然同样围绕着治理职责展开议论，而且同样托古于旧约，《宫廷治理》中辛克马尔“主教本位”的训诫，体现了一套与《广训》颇为不同的政教关系模式。如果说，通过重颁律法整顿宗教生活的约西亚王构成了查理曼训诫的模板，那么，辛克马尔对君主政治职分的阐发则依托于大卫王的形象。开篇不久，辛克马尔就引用《诗篇》2∶10-12：“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这些世上的审判官当知晓。以畏惧之心侍奉上主，在颤栗中为他喜悦。接受规矩，以免我主发怒，你们便从正道上消亡。”辛克马尔称这段话为“万王之王的训诫和警告”(commonitio atque comminatio regis regum)，提醒卡洛曼，不能接受教导、严以律己、虚心侍奉上帝的国王将有灭顶之灾。(51)换言之，辛克马尔强调，接受训诫是君主应守的职分。传统中，大卫王被认为是《诗篇》的作者。但所谓“万王之王”，是新约中对耶稣基督的称呼(《启示录》17：14、19∶16)。辛克马尔在后文中揭示了这里的用意：“圣经旧约中既是国王又是先知的大卫王，代表着我主耶稣基督，他既是国王又是司铎的唯一存在。”(52)无论在教父作家还是加洛林作家那里，大卫王代表耶稣基督的说法都很常见。(53)辛克马尔从这个基督教神学话语片段中铺展出一套关于现世权力的理论：基督是世间一切权力的唯一来源；王权和教权均出自其中；由主教引领的教会，不但在理论上不受君主领导，而且还担负有训诫君主坚守正道的职责。 更进一步，君主的王权不但不凌驾于主教的教权之上，反而有赖于后者的确认。辛克马尔声称，根据“诸王的圣史”(sacra regum historia)，国王在接受“祭司首领”(principes sacerdotum)膏礼祝圣、加冕和授予律法书之后，才真正获得君主的职位。(54)“诸王的圣史”指旧约《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但实际上，辛克马尔所说的这套仪典，尤其是加冕环节，无法在圣经中找到对应的表述。辛克马尔所描述的，并非旧约中以色列国王与祭司的关系，而是他心目中加洛林君主与作为“司铎首领”(拉丁语中基督教“司铎”和杰罗姆圣经译本中的以色列“祭司”同为sacerdos)的主教之间应有的关系。 同样指向政教权力持有者的职分，如果说《广训》中训诫的基本意象是“布道”，《宫廷治理》中的训诫更诉诸于在位者“匡正”(corrigere)的职责。作为“守望者”的主教有责任“留意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匡正委托于他的民众的生活和德行”。(55)在辛克马尔看来，主教匡正职责的适用范围，上至君主、下至庶民。由辛克马尔执笔的859年萨维涅尔宗教会议(synod of Savonnières)决议中有如下条目：“根据其职分(ministerium)和神圣权威，主教们在共同的意见和互相的协助(mutuo consilio atque auxilio)下，一道治理和匡正(regant et corrigant)君主、王国内的贵胄以及托付给他们的人民。”(56) 另一方面，辛克马尔也督促卡洛曼这位新君履行君主的匡正职责： 国王应当维护这个称呼本有的权威，因为“国王”(regis)之名的原意就意味着他需要履行督查下属的职责(rectoris officium)。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匡正(corrigit)自己的不良德行，他又如何能匡正他人的德行呢？王位因君主的正义而荣耀，对人民的善治因真理而加强。(57) 圣经之外，在论述君主和主教的各自权责范围时，辛克马尔还援引两种古代晚期的政治思想资源来支持自己的理论。一是5世纪教宗格拉修斯一世(Gelasius I)，二是托名3世纪非洲教父居普良(Cyprian)的伪书《尘世十二弊》(De duodecim abusivis)。格拉修斯在写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的著名书信中声称，现世的统治有两个来源，即主教们的神圣权威(auctoritas sacra pontificum)和君主的权力(regalis potestas)。辛克马尔在《宫廷治理》中引用格拉修斯时表示，这种统治权的两种来源决定了国王和主教两种职位(officia)在“身份和职守”(ordine ac professione)上的分离。(58) 《尘世十二弊》是一部产生于7世纪爱尔兰的道德论著。8世纪时，伴随着爱尔兰僧侣在欧洲大陆的传教活动，该书以居普良著作的名义在西班牙和法兰克等地广为传播。《尘世十二弊》仿照《本笃规章》第7章的“谦卑的十二阶梯”，提出了十二种妨碍正义、破坏道德一政治秩序的不良行为。在《宫廷治理》中，辛克马尔先后引用了书中第6(无力的统治者)、第9(不义的国王)和第10(渎职的主教)三种流弊，突出强调了政教职位的秉持者如果疏于履行自己的引领和匡正职责，将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严重危险。(59)例如，辛克马尔在论述国王任用的伯爵、地方法务官和下级世俗官员须尽正确引领民众之职时，援引《尘世十二弊》： 要让他(即伯爵、地方官等世俗职位的秉持者)明白，既然他被立为众人之首，除非他在尘世中匡正他治下的有罪之人，他会使自己在未来(即末日审判时)接受严厉的惩罚。(60) 在辛克马尔看来，世俗职分归根结底意味着一种切身的宗教义务，关乎最终救赎。现世生活中的渎职直接体现为一种基督教意义上的罪业。《广训》中将基督教法兰克王国比作旧约中的上帝选民以色列，反映的是同一种基督教政治神学视野。只不过，在《宫廷治理》中，辛克马尔“主教本位”的训诫把教会生活中对上帝负责的牧领治理形态，更为明确地运用到世俗政治领域。在“身份和职守”维度上截然分离的教会权威和世俗政治权力(格拉修斯原则)，在权责维度上——通过匡正现世秩序而被上帝裁判为自己正义的仆人——却是完全合一的，这也是为什么辛克马尔广泛使用原本用来指教会职务的“职分”(ministerium)来形容一切政教职务。(61) 正是在这样一种在加洛林时期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视野下，辛克马尔才可以把一切政教组织生活——教会的等级体系、君主与地方政治精英的德行与职守、皇室内廷的官制、政治集会的安排——统统纳入他作为“以色列家园的守望者”的主教训诫之下。如果说，《广训》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以训诫的形式为新民“立法”，《宫廷治理》的核心训诫讯息则是“循法”，以“先人的传统”为法度，匡正政教秩序。(62)辛克马尔心目中“先人的传统”包括许多层次，既指由圣经权威规定的政教职分(第4章)，也指教会先贤遗留下的教会法传统(被辛克马尔称为“神圣传统的法规”，sanctarum traditionum sanctiones)(第8章)，以及各地区通行的世俗法典(leges)和加洛林君主在臣属的一致同意下公布的敕令(第9、10章)；同时，还包括加洛林本朝的“祖宗之法”，其核心就是全篇篇幅最长的部分，由辛克马尔抄录的查理曼时代的行政手册“宫廷治理”(第12-36章)。身为主教和前朝老臣的辛克马尔，是所有这些“先人的传统”的承载者和传承者。这是辛克马尔在自己最后的岁月里通过这个文本向年轻的新君主传递的最核心的政治信息。 辛克马尔绝非加洛林时代唯一使用训诫话语向君主进行政治表达的主教。例如，“虔诚者”路易时期的奥尔良大主教约拿斯(Jonas of Orleans)就把自己献给当时的皇子丕平(Pippin I of Aquitaine)的君鉴作品《论君主的教养》(De Institututione Regia)，称作“小小的训诫之礼”(exiguum admonitionis munusculum)。(63)《宫廷治理》也并非辛克马尔唯一使用训诫话语的政治作品。(64)但作为其晚年遗作，《宫廷治理》最充分、最彻底地展示了“主教本位”的训诫如何被用来表达辛克马尔心目中的政教组织原则。这其中当然有历史情势的因素。在面临内忧外患的882年，面对刚刚登基、政治根基未稳的新君卡洛曼，辛克马尔有条件也有必要使用直接的训诫语言，充分施展自己作为大主教和老臣的权威，把他心目中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安排教导给年轻的君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辛克马尔的政治表达同样依托于加洛林时代逐步积累形成的政治语言，以及这种语言所承载的以“职分”为中心的政治视野，这保证了辛克马尔试图传递的政治信息可以被包括卡洛曼在内的加洛林政教精英所领会。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广训》到《宫廷治理》，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加洛林政治文化的延续、积累和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