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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不可否认，正如《广训》和《宫廷治理》的文本所反映的，每一个加洛林训诫文本都有自己独特的语境和用意。训诫话语本身是一种“以言行事”的政治武器，被训诫者用来伸张领导权威和权力等级关系。但是，加洛林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对训诫语言的共同使用，证明了这是一套在当时的政治世界中被普遍共享的政治话语。 不过，如果说政治训诫作为一种政治表达形式是加洛林时代的发明，那么，具体的训诫内容则是对前代政治思想资源的整合吸收，诸如教会法、教父著作和“祖宗之法”均被灵活调用，对旧约的广泛使用尤为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约中以色列人的历史，为时刻处在神意关照下的共同体生活提供了一种可供比照、效法或引以为戒的模板。 诚然，“训诫”连同它配套的政治语言，只是加洛林时代进行政治表达的多种方式之一。然而，在本文看来，作为政治话语、而非只是教会话语的训诫，是加洛林政治文化的独特产物。训诫话语最充分地展示了加洛林时代政治文化的特征，即君主与贵族、世俗权力与教会的“共识性”和“合作性”政治。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冈绍夫和宪政史学派，对于如何理解加洛林国家权力的性质问题，前者完全从一种君主权力委任(delegation)的角度看待加洛林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安排，而后者则强调政治参与者之间带有“原封建”(proto-feudal)性质的个人效忠。但在本文考察的加洛林训诫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被突出强调的既非政教职位的委任性质，也非人身性的效忠关系，而是每个权力职位所对应的神圣性职分。对于所有政教人物而言，渎职是一种对上帝犯下的宗教罪业。无论是世俗政治还是教会，在现世治理活动中贯彻神意要求的秩序，在原则上构成了一切现世权力的共同目标，而权力等级结构中的每个政教人物都在其中承担了相应的角色。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给整个秩序带来不良的后果，因而需要通过训诫的方式来督促纠正。这样一种内在地要求各尽其职、通力协作、多元参与的政治思维，正对应了加洛林时代的合作性政治实践。当然，和其他时代一样，这套政治的“讲法”归根结底是一种说辞或理念，并不能用来直接解释加洛林时代君主与贵族、世俗权力与教会的“合作性”和“共识性”政治如何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被达成。但反过来，因为这套“讲法”被加洛林时代的政教精英广泛使用，似乎也暗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构成了政治实践背后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元素。(65) 最后，回到开篇提到的加洛林政治遗产问题，我们或可追问：本文试图揭示的这种加洛林政治文化，在西方政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亨利-哈维尔·阿奎利尔在总结西方中古政治理论的形成问题时，提出了“政治奥古斯丁主义” (l'augustinisme politique)的命题。阿奎利尔认为，通过对4-5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作品的解读(以及误读)，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会人士致力于让世俗政治从属于教会代表的超自然秩序，最终实现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吸纳。阿奎利尔心目中“政治奥古斯丁主义”的终极标志是11世纪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教权高于皇权”的宣言。(66)正如后来的学者所指出的，阿奎利尔对格里高利七世激进思想的过分关注，使他对整个中世纪实际政治发展的把握出现了偏颇。事实上，整个中世纪，包括格里高利改革影响最大的11世纪在内，世俗政体从来没有把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让渡给教会。(67)然而，阿奎利尔命题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中世纪政治的一个独特特征，那就是现世政治与基督教超自然秩序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加洛林王朝以“权力等于职分”、“渎职等于罪业”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意味着政治治理活动的全面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加洛林时代的重要作家艾因哈德在他的《查理大帝传》中告诉我们，查理曼最喜欢的书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68)在加洛林时代之后，欧洲中古政治被决定性置于“上帝之城”的阴影之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