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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历史研究》 刘寅 参加讨论

    二、作为加洛林政治话语的“训诫”
    首先要对“训诫”的概念谱系做一个简短的梳理。与“民”(gens)、“法”(lex)、“君”(princeps)等早期中古的重要政治概念不同,作为政治用语的“训诫”,既非出自古典传统(罗马法和拉丁作家),也非出自圣经传统(杰罗姆的拉丁译本和拉丁教父的解经文学),而是出自成文于6世纪初、在加洛林时期被确定为修道院标准组织章程的《本笃规章》(Regula Benedicti),由圣本笃(St.Benedict)为他在意大利卡西诺山的修道团体所做。《本笃规章》是西方基督教修道主义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其宗旨是为由追求个体灵修的僧侣组成的修道共同体确立精神原则和组织规则。⑨《本笃规章》中规划的修道生活方式,具体体现为一个高度自治、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修道院(被本笃称为“服侍上帝的学校”),由自愿绝弃世俗生活的住院修士(cenobites)构成,接受一位修道院长的领导。因此,在精神灵修之外,《本笃规章》还带有很强的治理属性。修道院长有责任兼用爱和纪律,保证其治下每一位修士均不偏离修道精神和规章制度所设定的修道生活。“训诫”正是《本笃规章》用来描述这种修道院治理的纪律手段之一。
    《本笃规章》开篇首句,就把规章的性质界定为“师长的教导”(praecepta magistri)和“慈父的训诫”(admonitio pii patris)。⑩“训诫”此后以名词和动词的形态在《本笃规章》中出现了8次,基本都用来指称修道院长对其属下修士不轨行为的警告或管教。最典型的用法见于第2章第25节关于修道院长职责的描述:“对于心有旁骛、漫不经心的,我们当施以训诫来斥责和纠正他们。”(11)在《本笃规章》的语境中,“训诫”的基本涵义是提醒修士们恪守身为修士应有的生活方式。
    把“训诫”的这层涵义应用在修道院共同体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罗马教宗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任教宗)的作品《牧领规章》(Regula Pastoralis)。《牧领规章》写作于格里高利出任罗马教宗之后,主题是作为“上帝的牧羊人”的司铎(priest)应该具有怎么的品性和能力,才能恪尽职责,真正地关照牧领之下的基督徒的灵魂。在以“领导者应当如何以身作则地教导和训诫他的属民”为标题的第3卷中,格里高利分门别类地讨论了处于不同性情和处境中的基督徒应当采取的不同的训诫方式。在《牧领规章》的语境中,“训诫”被等同于基督教牧领生活中以布道(praedicatio)为主要形式的教化。(12)
    《本笃规章》和《牧领规章》对加洛林政治理念的影响,学界已有阐述。(13)本文要强调的是,作为治理概念的“训诫”,继在600年前后经教宗格里高利的发挥,从修道世界进入以一般信众为对象的牧领领域之后,在800年前后,又被进一步扩展运用到涉及世俗权力的公共生活中,成为加洛林时代一种特有的政治文体和政治语言,用来提醒政教人物在现世的基督教世界秩序中守持好自己的职分。
    在加洛林时代,“训诫”一词常常出现在当时的政治文本中,包括皇家敕令、宗教会议决议(acta)、史书、书信以及习惯上被称为“君鉴”(mirror for prince)的政论文体等。一个针对主要已刊文献的词频统计可以印证这个判断。根据“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数据库,“训诫”(admonitio或其变形ammonitio)一词在加洛林时期的书信中共出现137次,在皇家敕令中共出现115次,在主教谕令(capitula episcoporum)中共出现30次,在宗教会议中共出现126次。根据“拉丁教父集成”(Patrologia Latina)数据库,“训诫”一词在加洛林时期的基督教文学(包括圣徒传记、释经文学、布道辞、仪礼解释、神学论著等形式)中共出现523次。(14)“训诫”在各种类型的加洛林文献中如此频繁地出现,可以佐证其作为一种政治/宗教话语在当时高度流行。
    除了后文中将细致考察的君主训诫和主教训诫之外,同样的政治话语还被加洛林时代更广泛的政治群体使用。例如,9世纪中叶巴塞罗那伯爵伯纳德(Bernard of Septimania)之妻多达(Dhuomda),在长子威廉成年之际为其撰写了生活指南(Liber Manualis),教导他如何在皇家宫廷生活中做一名信仰虔诚和行事正派的贵族青年,其中,多达所采用的就是训诫的文体和语言。(15)多达和威廉均是地道的地方世俗贵族,身处加洛林帝国边境地区。这个文本个案提示我们,训诫的政治语言在帝国全境被世俗政治精英所熟悉甚至自主运用。再如,加洛林时期以托梦为形式(visio)的政治文学,往往含有阴间死者或是上界天使针对此世统治者的政治疏漏或悖逆行事所做的警诫,这种警诫在文本中也往往被称为“训诫”。假天使或死者之口进行政治进谏,有助于避免对位高权重者的直接冒犯,但死者和天使“说出”的训诫本身,却是这些托梦文学的当时读者都十分熟悉的加洛林政治语言。(16)以上例证均表明,训诫是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加洛林精英之间进行政治交流的共享话语。
    这样一种普遍政治话语的出现,与当时发生在拉丁欧洲的文化勃兴密切相关。学界通常使用“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来称呼。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史学者让-雅克·安培在出版于1839年的著作中提出,用来指称拉丁文学在经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黑暗时代”之后,在查理曼和加洛林帝国时期的重新兴起。后来的学者不断拓展这个概念的外延,用它来描述整个加洛林时代在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上的突出成就,以及这种文化兴盛的政治和社会意义。(17)借用近年来该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约翰·康垂尼的界定:“加洛林文艺复兴是加洛林政治领袖和教会领袖支持和鼓励的宗教更新事业的一部分,目标是基督教人民的道德进步。作为一次通过圣经知识促成人的进步的有意识的努力,(加洛林)文艺复兴重视研究、书籍、手稿抄写和学校……它对法兰克地区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响极为显著,对艺术事业的影响尚有争论,但对加洛林人最为重视的社会道德再造的影响不可估量,在物质、制度和知识层面对西欧文明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18)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具有“大一统”色彩的文教事业在帝国各地的蓬勃发展,为全体政教精英形成一种对政治生活的新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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