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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转型: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全面转型 1982年世界银行发表《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与经济发展》,当时世界农业正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农业能否为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15]当时中国同样也面临这个重大挑战。 1979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指出,中国农业长期落后,尽管在粉碎“四人帮”后有所发展,但还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粮食总产量虽然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许多地方的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1978年中国进口农产品占进口总额的1/5。[16]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合理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避免社会动荡已成为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与前几次政策调整不同,此次中国领导人以务实的态度,首先在农业经营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正如中共十二大报告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着重克服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17]其次是肯定了农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自1982年始,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五个一号文件,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改革。1980年有14%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1981年提高到45%,1982年进一步提高到80%,到1984年已达到了90%。[18] 1992年,江泽民首次提出中国的“三农”问题。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19]20世纪90年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除进一步发展农业之外,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⑨,还没有根本触及和打破城乡壁垒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农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非农产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上升,“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充分反映了中国农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中国农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又连续十年下发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施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努力开拓多种渠道转移农民城镇就业;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建立健全和落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中国农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以“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为主题的农业制度变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农业政策调整。为把更多的人从农业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第一,取消农业税,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经过农业税费改革试点后,2006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按地亩向农民征税的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第二,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农业生产补贴包括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实行粮油、生猪等生产大县财政奖励补助。第三,全面放开粮食购销,迈出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决定性步伐。2004年决定全部放开粮食购销,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第四,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积极性。2003年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2008年这项改革推向全国。第五,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后顾之忧。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七,清理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对待农民工。[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