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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反映着深刻的历史变迁,其中的显效是丝绸之路的衰竭和“茶叶世纪”的莅临。是时,海上丝路渐被取代,陆上丝路更形凋零。有学者认为:陆路丝路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陶瓷贸易的兴起,因为陆上交通辗转,陶瓷易碎,海上运输比陆路安稳,载量也大,据估计,一支由30只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只能装载9000公斤的货物,而一艘海船可载货60万至70万公斤,相当于两千头骆驼的运量,“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28)分析有部分道理,但难以说明海上丝路除了运送陶瓷以外,同样可以运送丝绸(在海道大通后的一段时间里,丝绸确实仍为大宗),而为何丝绸外销疲弱易势,甚至被取代。这里关键在于:陶瓷(使用)与丝绸(穿用)难以形成替代关系。丝路包括海上丝路的淡出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棉花棉布的兴起有关,同样的穿着材料之间方能形成替代关系,亦即棉布的出现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丝绸地位相形见绌的最重要原因。 在棉织品出现之前,人们的穿着主要是皮毛和大麻、亚麻织品,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质地粗糙,刺扎皮肤,特别是旧时的鞣纺技术差欠,使其贴身穿用很不舒服,而丝绸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其纤维柔软,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适合贴身穿用的衣被材料,衣着为人人每日所需,这也正是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盛销不衰的原因所系,是丝绸之路千年存续的奥妙所在。转过来说,也正因为此,棉花的普遍栽种和利用在服装史上堪称是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生产成本更低却又贴身穿用非常舒适的材料,于是乎,丝绸的贴身舒适性被部分替代,丝绸对人类穿着的影响力降低,元朝初年的人对丝、麻和棉花的优劣就有比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29)。这是从生产成本着眼,于舒适性考量,棉布更是远超麻布。 可资印证的是,丝绸意义的降低与棉布的兴盛在时间上大致重合。棉业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自宋代:“木棉,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30)元代初年,浙东、湖广、江东、江西等地曾由政府设置“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这是政府向民众收取棉布实物贡赋之始。(31)元代黄道婆发明改善弹棉纺纱工具,棉品加工更上楼阶。迄明朝,棉花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还允许“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32)既已成为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贫贱皆须臾不可缺少的物品,明代的棉花“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盖百倍矣”。(33)棉与丝之间的比较优势大为显现,棉花更适合普及,栽植技术简单,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纬25度至北纬42度30分之间的大多数地区均宜生长;还有棉花的增产也更容易,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蚕丝、羊毛以及亚麻要便捷,有统计,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至于羊毛,则需增用2300万英亩来放牧。(34)比较起来,桑株择地性强,培育难度大,仅适合在温暖湿润无霜期在120天以上的地区种植,植桑的增用土地面积也不为少。左宗棠曾在福建推广植桑,因为气候和土壤不宜失败;有人在松江、太仓及江苏濒海地区推行蚕桑,也告失利,可见,即或在丝绸富地的江南,适宜蚕桑的地区也是有限的。(35)养蚕业原先起源于中国北方,直到南北朝才被引入南方,而到明代以降,原为中国重要丝产地的华北地区便很少植桑养蚕,后来者的多次试验也均告失败,此与气候变迁有关,天意若是,非人力可为。桑蚕养殖是高密度劳动,据测算,种植桑树的劳力比许多作物要高——种一英亩水稻一熟需要76天,一英亩茶叶需要126天,一英亩桑叶则需要196天;养蚕费时更多,每年饲养春蚕的“蚕月”是最为忙碌的时间,养蚕者往往废寝忘食,“如果一家所养的蚕超过了他自己可以照看的范围,雇佣人手所需要的花费可能抵消卖茧卖丝所得的一切利润。人工是仅次于桑叶的第二项最大的养蚕费用,有时占到总费用的30%—50%之谱”。(36)古籍中一再反映:蚕事“为时促而用力倍劳”;“头蚕始生至二蚕成丝,首尾六十余日,妇女劳苦特甚”。(37)比较起蚕桑养殖与丝品生产的费工费时费事来说,棉花和棉布要远为省工省时省力得多,但在穿着的舒适感上,两者差别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