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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届明朝,“经过一百多年至两百年的传布,中国本部各地都已植棉纺织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衣着原料,已经舍丝麻而取给于棉花,棉纺织业已经遍布全国”。(38)中国人是很幸运的,在化纤材料诞生之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服装材料——毛皮、亚麻、丝绸、棉花,中国人很早同享。根据对鸦片战争前国内主要商品的估计,其中棉花年产量255.5万担,商品值1277.5万两银,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3%;棉布为31517.7匹,商品值9455.3万两银,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24.39%。而丝的年产量7.1万担,商品值1202.3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1%;丝织品为4.9万担,商品值1455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75%。可见,棉花及棉织品与生丝及丝织品所占商品值比重的悬殊之大,棉花及制品成为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商品类别(粮食的商品值16333.3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42.14%)。(39) 纺织是最早实现全球化的制造业,除了中国棉业的兴起外,棉花的普及可谓世界性,既有南亚次大陆古老棉区的新发,又有加勒比海和北非棉区的崛起,再有美利坚“棉花王国”的诞生。因为中国需棉量的巨大,此时还有外国棉花的规模化入华,1704年7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40),这是西方输印度棉花入华之始,带有“试销”性质。二十年后,英国开始规模性地向中国转售印度棉花,1735年,东印度公司从孟买装棉605担运往广州,每担售价8.5两银。1739年,孟买棉花续运广州,毛利107%。(41)1757年,驻宁波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收到来自广州贸易情况的通报,告知英船满载棉花前来,预计“将获得极大的利润”。外棉向中国的多个地区投放。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比较稳定地转口印棉,1768年,输棉成本为72891两银,售银97225两。(42)到1770年代,转折发生,印棉就此在中英贸易中取得了决定性地位。此时,中国发生灾荒饥馑,政府鼓励种粮,不得已减少植棉,导致中国对进口棉需求的陡然增长,印棉乘虚而入,1775—1779年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的输入(年均额277671银两),定位于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1785—1789年印棉的输华价值是年均1698001银两,更远超同期英国毛织品的年均价额801879银两。自后,印棉输入更有了惊人跃进,1804年输入棉花232368担,“棉花已成为印度贸易上的一种重要货物”(43)。1814年突破30万担。1816年达到463867担。(44)价值方面,1817—1819年,年均升至4527211银两,已是1775—1779年均额的十余倍。(45)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此后方被鸦片取代。此时的中国棉花经济体系,已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中国境内的国内经济体系,而开始受到远离国境的异域影响。恰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一部服装史应该把我们引向纺织品的历史,引向生产和交换的地理学。”(46)在全球化进程中,物种的交流非常重要,明中期至清前期,中国人口获得巨幅增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食物方面得益于美洲农作物(玉米、甘薯、土豆)的引进;在衣着方面得益于棉花棉布的普遍应用,古谚赞曰:“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些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衣”和“食”,满足了生存所需的两项最基本的条件,减少冻馁之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