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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体中用的现实挫败面前,复古的文化选择引起了具有相似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阅历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改良革新者也。”①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失范的社会及其成员,反思后的近代知识分子积极开掘传统文化资源、高度认同传统道德,开启传统的非对抗性转化的文化发展路径,希望借用统一规范与道德理想,来重新维系社会与价值规范的稳定。从提倡新学到重塑传统道德这一重大转向同样体现在女子世界的建构中,走向对传统女性道德的坚守之路是对近代女子世界建构实现的本国文化补救。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媒体舆论的严格控制,也进一步加剧了本期女子世界建构在中西、新旧之间的游移。陈蝶仙等建构的亦旧亦新的才女世界,将家政技能作为新女性的重要学习内容,而非提倡女性的智力教育或专业教育;强调女性为服务家庭学习,而非为个人独立和发展学习;强化女性教育的伦理性质而非智力性质,为传统妇德和女性价值观留下了生存余地。 近代女子世界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传统与西学的种种烙印,充满着矛盾,笼罩着阴影,伴随着艰辛,“女性传统”在其中拖泥带水地趔趄前行,在被批判、被摈弃与被传承、被迷恋之间挣扎。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丁初我”们和“陈蝶仙”们都逃脱不了如何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他们既有可能被西学绑架,也有可能被传统遮蔽。值得称赞的是,以丁初我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情境下,积极建构新女子世界的力量以及面对断裂之后勇敢的反思和及时的矫正。以陈蝶仙为代表的传统文人面对西学冲击,依然能够坚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女性价值观、传统美德、伦理和现实生活的连续性。 传统不能割裂,世界不能脱离。女性传统如何在异质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争取自主性;如何理解与吸收异质文化,“能够从与他者的缠斗中阐释和生产自我”②,表现出一个活力文化所具有的弹性与能力。这个话题不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 (二)遮蔽下的“她世界” 中国近代女子世界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刻上了强烈的男性化印记。最先意识到近代女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不是女性自身,而是作为他者存在的男性;女性新形象的塑造不是出于女性自身的要求和愿望,而是基于男性启蒙者的审美眼光和社会要求。女性期刊本应是女性自己耕耘的园地,但是由于当时女性知识水平的限制,编辑和主笔几乎全为男性,女性基本处于话语缺席的“被”启蒙的状态。近代很多小说专栏几乎成为男性思想家们启蒙妇女的阵地,由男性代为立言的女性话语形态成为普遍的存在。如周作人借女子之名进行创作,仅发表在《女子世界》(丁编)上以“萍云”署名的就有近十篇作品,诸如此类使得署有某某女士的作者真实性别模糊难辨。在女子世界建构中,女性的严重缺席,不仅说明女性的自身主体意识尚未觉醒,自我启蒙的声音极其微弱,同时也反映了女性被动接受的新女子世界只不过是“他世界”中的一部分。 中国近代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曾具有独立的意义,它是被纳入家、国大概念下的小定义,是男性启蒙者进行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策略。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女性主义刚刚引进尚未展开本土性的调试就被卷入民主革命的体系。尽管女性解放思潮在《女子世界》(丁编)中已有所阐发,但是强调更多的不是女性主体意识自觉而是民族群体意识自觉,透露着强烈的民族气息。将性别作为关注国家独立命运的视点,突出强调了女性的独立地位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女性的自由、平等权利,更多地被贴上了“国家”、“民族”等价值标签,群体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个体意义,解构了其“女性解放”的真正内涵。“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③这是危机之下,男性焦虑的投影———以对女性思想行为的控制缓解其自身无力摆脱危机的焦虑。女性脱胎换骨即可重塑国民,振兴女学即可救亡图存,这种有意地夸大女性在国家命运中的决定权,对于广大女性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上海《女报》主编陈撷芬对于彼时提倡的“女权”、“女学”有基于女性主体的深入认识,她在《独立篇》(1902年)中谈到:“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于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其为女子设身也。”④揭示了男权的主导地位和符号控制,这是来自女性自我觉醒而发出的质疑,为女性的解放开阔了空间和视野。将女权意识等同于国民意识,无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片面强调女性作为国民之义务而非权利,这是时代语境下有识之士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宏大话语的环境下,要想对民族主义、女权与女学等复杂问题做一个客观清晰的定位与合理可行的实践,并非易事。近代女子世界从前期的女国民之革命世界的建构走向新女性之家庭世界的拓展,虽然建构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话语传播以男权视野为第一维度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男性主流文化仍然会选择有利于维护男权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广泛宣传。男性对女性提出的“德才兼备”的要求,仍是以男性的价值趋向为坐标。他们强化女子德、贞、孝的观点,提倡女子拥有吟诗弄画的小才学而非改造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大才学,把实用性、科学性知识带进女性日常生活,进一步优化女子家庭世界。女子被其调教得更高尚、更新潮、更具有女性气质,女子世界似乎也变得更丰富、更有趣、更富有时代气息。但是男女两性分立两边的现状没有改变,她是他的观赏对象、塑造对象和审美对象。以男女平权的政治话语为主体,以女性社会性别化为途径,男性编者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场阈内,不断实践着特定时代符合社会需要和性别期待的女子世界的建构。可以说近代女子世界看似多元建构的背后,无不是男性文化建构的结果。 ———————————— ①我佛山人(吴趼人):《(上海游骖录)识语》,《月月小说》第8号,1907年5月。 ②刘堃:《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文学院2010年,第2页。 ③亚卢:《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 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