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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体系改革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一条好思路，但与哲学史重构这种“返本开新”之举相比还是缺少更深刻的根基性。作为高清海先生的学生，孙正聿先生继往开来，他所主张的前提反思性哲学理论其实已经彻底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而开创了一条通过回归德国古典哲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路。高先生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孙正聿先生则自称是“离经而不叛道”。他在《哲学通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通过重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反映论推进至反思论，指出晚年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两种实体相互作用或决定—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反思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命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孙先生在其新构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中，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哲学史上新的范式和现代哲学革命：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经典范式是古代以追求人类、社会乃至自然之外永恒的实体存在为特征的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第二个经典范式是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革命；第三个经典范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历史观革命为导向的从思辨的反思的意识哲学往实践的存在论的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认识论更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2］。转向存在论、实践论、价值论固然大笔如椽般地把认识论哲学作为一个既有形态予以“超越”了，但也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把认识论作为近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和哲学史的一个阶段，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古代本体论而且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暂时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认识论的理解与探索。所以不出我们预料的是，近年来孙正聿先生明显又回到了以《资本论》的“逻辑学”［3］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入思考上。这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令人期待的。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上文提及的著作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突破传统认识论体系方面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可谓琳琅满目，其代表有任平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原理》［4］和欧阳康先生的《社会认识论导论》［5］等等。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好割爱了。 我国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从时髦和热烈向沉寂和搁浅的变迁，基本上应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普遍缺少对现代自然科学、实证科学和心理科学的严格专业训练，对西方同时代发生的科技哲学、语言哲学尤其是心灵哲学也缺少持久的专业兴趣和系统的研究。但往深里说，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实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革命根基还缺少更深入的思考与更仔细的研究。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革命理解上的偏差，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一条理解的表层化。人们并非不知道《提纲》第一条旨在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与以往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但基本上都认为两者在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在传统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再往前“迈了一步”而已。而新时期教科书的特点，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建立在“过度诠释”《提纲》第一条的基础上转而高度重视马克思哲学能动的实践的主体性原则，这实际上就影响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观基础，所以发展出高扬主体性的人学辩证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纵观整个教科书体系的新旧变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研究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已经成为思维定式，而尚未真正重视内在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特质。这似乎提醒我们应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言说认识论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