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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建与误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重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努力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质。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地理解为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过程中，重新激活了认识论的方法，使其不再沉陷于枯燥单纯的传统认识论体系，而是恢复作为社会批判方法的理论活力。但是，由于过度诠释或者片面放大马克思认识论的某些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还是走入变相取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误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者，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异化物化统治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总体性与历史性原则，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害不是对物的客观反映及其实践改造，而是对物化的伪客观、伪具体世界的批判与透视；不是对专业化、工具理性化的抽象物碎片的分析与解释，也不是如实证主义那般天真地相信一个物理事实的价值中立世界的存在，而是对人所创造、支配的物的关系反过来统治人的历史起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终出路就是对颠倒的总体抽象物的历史透视与辩证想象［12］。用后来卢卡奇在东欧的继承者科西克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具体辩证法的最终结果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揭穿伪具体物统治人的假象，从而实现人和物的双重透明和解放［13］。 然而，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后期卢卡奇半是自觉半是被迫地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经典观点，主动放弃了主体向度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追求，转而构建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相调和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方面，社会存在本身是生产、社会关系抽象出来的范畴性存在，另一方面社会存在本体论仍然强调自然本体论的优先性地位，这种以不“冒犯”物质本体论为原则的本体论重建变相堵塞了更为明快和深邃的认识论追求道路。与晚年卢卡奇向教条后退的思路明显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在继续沿着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认识论逻辑更偏激地前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转向对反思意义上的意识物化（即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便从主客体的统一行进至对导致主客体二元论的工具理性本身的批判，即对片面的抽象的异化的主体（亦可说是意识主体）的自身批判。这种批判哲学的后果之一就是放弃对现实世界客观性问题的追问，放弃对再现客观性以及变革客观世界之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强调，进而放弃马克思青年时代就渴望的在变革客观世界过程中改变自身主体的革命诉求，向内转入对主体自身无休止的批判与重构之中。正是因为过于强调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途径转向非理性的浪漫哲学道路上，走向神秘悲观的本雅明式的审美救赎，直至哈贝马斯所开创的交往伦理实践范式取代生产和革命实践逻辑的重建之路。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中试图通过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以重建社会批判理论之理性哲学传统基础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在《认识与兴趣》等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延续的是先验理性批判的哲学批判传统，马克思正是通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取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形式批判［14］27，使其哲学既没有朝着放弃认识论批判的完全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也没有朝着放弃认识论的客观科学精神的生存论方向发展，而是发展成为一种保持主体性历史性先验批判原则的面向现实的社会批判哲学。哈贝马斯批判性地重新改造与使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认为这是对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能动主体认识论核心逻辑的先天综合概念的不自觉的继承。但哈贝马斯说，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综合概念有别于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的先验意识与自我设定，更非绝对精神的活动，而是历史地自我产生的类主体的、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成果。综合不再是思维的活动而是物质的生产。社会的自发再生产过程模式，与其说是精神的生产，不如说是自然界的生产。生产过程是人与自然的一种综合形式，这种综合性形式一方面把自然的客观性同主体的客观活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取消自然界存在的独立性［14］30。所以，马克思并不是通过牺牲认识论的方式将德国古典哲学重新本体论化（既不是用粗糙的自然唯物论的物质本体论来颠倒与取代黑格尔外化出自然界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耽搁在费尔巴哈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浪漫主义自然观里），而是通过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将认识论以扬弃的方式保留于社会历史观之中，认识论与社会批判的历史观成为密不可分的浑然一体［14］55。这实际上就将原本模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康德、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关系清晰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从实证的非反思的客观主义的无主体状态回归批判反思的主体性哲学和现实运行的理性辩证法的认识论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