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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暗中借用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的三种知识论［14］200-201类型，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根本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非天真的反映论，也不是取消外部世界客观性、可知性与本质性而将世界非历史地物化和实证化、技术化的逻辑分析论，而是通过批判地反思影响人们认识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社会历史先决条件（即通过批判反思构成认识主体的先验的社会历史条件），达到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意识形态可能性合法性逻辑结构与基础的批判以及对认识论主体及其认知逻辑可能性的批判，从而实现对社会历史本身的主体批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高于实证的知识和价值的解释，而且更具有优先性和先验性的可能。正是通过对认识论批判哲学意义的强调，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实践哲学范式向更古典化的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同时也暴露出哈贝马斯重建与改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偏差与代价。 在哈贝马斯看来，关于作为个体的“我”与外部世界的物理实在关系的认识论之“真实性”问题，“我”与内心世界的关系的“真诚性”道德问题，以及“我”与他人世界关系的伦理规范的“正确性”问题，都可以统一为某个语言层面上“可理解性的”交互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是一种先验的纯粹的主体间语言意义关系问题的变种与次生物。主客体之间的认识论关系可以还原为一个先验的意义构成与理解问题，主体都是内在于先验的交往意识结构之中的［15］。这种先验主体性的存在实际上变相取消了认识、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从生产范式理论转变成为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哲学理论。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哈贝马斯何以在努力拯救和恢复被现代西方哲学所遗忘和回避的古典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意义后，逐渐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转向伦理与道德批判。这个坚定的古典理性主义的重建者与捍卫者，最终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判的语境而发明了一套英美式的语用分析、心理分析与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哲学。 四、“结构断裂论”与启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革命的诠释及其影响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上强调的是对传统的“批判继承说”，那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在该问题上强调的是与传统的“决裂说”。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建与转向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无疑是阿尔都塞。通过反思和回顾自己研究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历，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认识论的革命并非如传统教科书所言将以头立地的思辨唯心主义改造成为以脚立地的反映论的物质决定论，“马克思所说的颠倒实际上包含着总问题的革命”，“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不是在于回答的改变而是在于问题的改变。马克思在历史理论中进行的革命在于‘要素的改变’，这种改变使他从意识形态的场所转到了科学的场所。”［16］74恩格斯早在《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序言中就已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7］，他还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强调拉瓦锡之所以能真正发现氧气，正是因为他抛弃并推翻了“燃素”。巴什拉也曾做过生动的说明：“以往的照明就是让火燃烧，而灯泡的发明是阻止火的燃烧的电阻让灯没有烟没有火地亮起来。”［18］马克思通过发明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再现了传统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经验主义、人本主义无法发现的那些空白处，他借助劳动力概念的表述建立和重新建立回答的连续性，生产出了在他之前并没有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同时也生产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6］15。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正是在于他在批判自己思想先驱的理论框架或者问题式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式。套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就是，没有认识论结构的转换，世界（亦可说本质世界）是不在场的空白［16］14-15。 阿尔都塞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自身及其与欧洲哲学史的断裂关系（即著名的认识论断裂），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本人有一个前后的认识论断裂，另一方面则将马克思基于新的哲学问题式而引发的哲学变革看成是认识论断裂的结果，认为“认识发展的现实历史今天在我们看来要受到与神学关于理性宗教的胜利的这种愿望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我们现在开始把这种历史理解为具有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的历史。这引起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虽然承认各认识领域断裂的时候却开创出新逻辑的统治，这种新逻辑远不是旧逻辑的简单发展、‘真理’或颠倒，而是真正取代了旧逻辑的位置”［16］41。在认识论断裂中出场的不再是人的主体与现成自然客体的对峙，而是一种非主体的客观的社会实践结构所呈现和生成出来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认识论的根基性革命一方面表现在批判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构成的意识形态主体和意识形态无意识再生产与再现社会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等同于批判社会现实的活动。马克思是以“两步走”的方式既解构又实现了哲学自身。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阿尔都塞何以要通过重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来开始认识论的重建了。在突出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欧洲哲学传统有着根本区别的同时，阿尔都塞表面上恢复了更加教条的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却偷天换日和瞒天过海般地将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置换成自己所强调的哲学只有作为一种特殊理论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活动才能实现的原则，从而更深刻地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在阿尔都塞那里，认识论只能是通过一种凝缩和移植的方式重构缺席的或不在场的本体论的本质：“这里说的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这里包含的意思是，作用不是外在于结构的，作用不是结构会打上自己的印记的那些预先存在的对象、要素、空间。相反，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16］220阿尔都塞还通过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为社会本质的微观表面，进而取消了社会本质存在的独立性。这种非主体、非历史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知识构成的结构化，不但取消了独立的现实，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论主体的本真性与合法性地位，这也就实际取消了主体角度的反思批判立场，从而导致了变相的不可知论。也就是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重新复活了马赫主义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危机与缺失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