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发展与偏差：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黑格尔之后哲学严重衰落、实证主义盛行的“坏的哲学”时代，那个时代的时髦做法就是用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取代甚至否定哲学［6］。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与自发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但受时间、精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并没有深入阐述新唯物主义如何在认识论上展开，而更多强调了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他们刚刚发现的新历史观。最深刻的认识论思想仍然深藏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逻辑之中尚待人们去发掘整理。既没有专门而明确的认识论概念，也没有现成的认识论理论，更遑论有严密的认识论体系，这一系列的“空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面对来自以新康德主义面目出现的不可知论的诘难。 马克思溘然长逝后，恩格斯当仁不让地担起了首次正面表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的重任。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在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费尔巴哈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解，认为只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之后才能进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坚持反映论的基础之上强调实践和工业的基础作用的辩证的彻底的可知论［7］。恩格斯的表述有着不可磨灭的经典意义，但其中也隐含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他没有清楚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近代唯物主义反映论之间究竟是“继续”还是“突破”的关系；第二，恩格斯对《提纲》中“感性的、实践的、能动的”唯物主义主体论原则，做了极大程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理解。在普列汉诺夫再次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基本问题提出来之前，恩格斯的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重视。 作为第二国际中最具哲学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遭遇了马赫主义攻击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危机。出于论战的需要，普氏在并没有对现代认识论做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以自己所熟悉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为依据，进行了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的努力。其主要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8］1。这篇似乎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为标题的长文，明显模仿《费尔巴哈论》第二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隐喻，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普氏自己认为极端重要的近代哲学唯物主义统一了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大抵就是列宁“一整块钢铁论”［9］的源头，也是后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开始。 虽然普列汉诺夫准确看到了《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劳动本质的论述与《提纲》第3条的关联与一致［8］11，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革命的全部秘密之所在，但他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继承自然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才能确保本体论的根基。因此，他既没有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思想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深入思考马克思认识论的变革与历史观变革的关系，而是重申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根基，马克思只是提升了唯物主义问题的层次与深度，而从未放弃近代唯物主义的根基，甚至有些致命地认为费尔巴哈已经替马克思解决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基础问题，马克思需要完成的事业是继承“往上”发展辩证法特别是历史观问题。所以，普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近代唯物主义决定论基础上的经济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四项式改造成包含社会心理在内的五项式［8］57-76。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最大亮点其实只是对一元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强调。普列汉诺夫有些草率地、甚至是力不从心地处理了认识论问题。这正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式的错误——在讨论认识论时，社会历史领域在他视野之外，而当他讨论历史观时认识论又在他视野之外。 作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哲学学生，列宁在与其共同回击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马赫主义逆流时，自觉且彻底地把普列汉诺夫“开发”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改造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的主导结构。虽然列宁的基本逻辑思路仍是围绕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展开，但我们不难发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视程度与创新水平远远高于普列汉诺夫：第一，《唯批》指出本原不仅应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世界的本体、本质、元素、始基和万物的根源，而且还应该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认识的源泉、对象、出发点和起点。这样列宁就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既是世界观的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从而把世界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第二，列宁还讲清楚了恩格斯虽然发现却没有重视、也没有突出和讲清楚的关键问题，这就是，他旗帜鲜明地强调唯物主义与不可知论是无法协调统一的。第三，列宁强调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有限到无限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而基本观点［10］。 写作《唯批》时的列宁虽然意识到辩证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但还是将其放在一个次要的补充位置上，仍然强调从物质到思想与从思想到物质的对立，直至在后来的辩证法转向中，列宁才突出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关系并指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之间的统一。不过，列宁终究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更没能清楚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面貌。他虽然看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却没有揭示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批判的内在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认识论当作从本体论辩证法过渡到历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11］。现在看来，那种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之外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显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