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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遵循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 如果说,1958年关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违背了党的思想原则和决断规范,那么,经过1960年困难情况的震撼(59),1961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的发现和“调查研究年”的提出并实施,毛泽东回到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轨道上,其他领导同志也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深入各地做调查研究工作。既然1962年的党内意见分歧和争论是在1961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么,都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都到基层作了调查研究,都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为什么还有意见分歧呢?原因是:调查者们的起点和取向不同。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调查的目的一是“退”,二是“退有底线”。刘少奇等人调查目的则是要“彻底地退”、“退够”。正是在“退有底线”和“彻底地退”这两种取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展开党内争论。 (三)是否遵循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着重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那么,他在这一年的党内生活中是否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呢?事实是:他在对待当年的党内意见分歧和讨论争论中基本上遵循了民主集中制。表现在: 第一,注意听取党内分歧各方的意见。1962年3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当年2月21至25日西楼会议讨论情况的汇报。他同意西楼会议关于“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的意见,但对西楼会议所作的不同于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形势分析没有表态。1962年7月,他在北京听取了田家英、陈云等关于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陈述。特别是8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陈云,陈云分析了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很生气”(60)。但是,毛泽东在1962年以后的各次会议上,没有提过这件事。这也是尊重民主集中制的表现。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在毛泽东已经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仍去向毛泽东陈述“包产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回忆说:“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61)虽然毛泽东不同意反对者的意见,他后来也批评了这些意见,但听取意见和批评的过程是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做法是合乎民主集中制的。 第二,广泛征求党内意见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一贯主张“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62),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在1962年寻找克服困难的方略时,他是走群众路线的。1962年得出的结论,特别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取消供给制、公共食堂,恢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都是在“集中起来”的过程中得出的。1962年7月后,在是否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是同许多中央局和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的。如7月22日,接受陶铸、王任重的意见;8月2日,同华北局李雪峰和华北各省同志作了谈话,了解华北的情况,商讨农村的体制;8月3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8月4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8月5日,同柯庆施、李葆华和陶铸、王任重谈话。虽然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阶级、形势、矛盾”的认知提纲,但他没有违背民主原则。 第三,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产生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形成全党集体意志的权威性的会议,它于1962年9月24日到27日在北京举行。它之前,有历时近一个月(8月26日到9月23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为之准备。预备会议是议论纷纷的发扬民主的会议,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初稿;全会则是在民主基础上通过集中决定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问题在于,公报中阐述的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思想也是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吗?无疑,这一思想是由毛泽东向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提出的。但是,当时中央许多同志,或者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或者附和毛泽东的意见,或者没有表示反对,这才使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据《毛传》的记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按先后次序,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发言,他们“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63)。笔者认为,全会公报是经过民主集中制而产生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中央集体领导应当负责;但是,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纲领的推动者,毛泽东应当负有个人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