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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 7月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问题时,他提出三个方法论问题:一是尊重群众意见。他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二是认知生产关系具体方式的多样性。“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不要千篇一律”。三是以生产力为标准,让大家讨论,请群众选择。“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34)在当时,这样讲问题的就是邓小平一个,他的思维方法有创造性。 7月7日,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他有了政策性的具体结论。一是“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讲了这一点,就补充了田家英意见的不足。二是有条件地支持搞包产到户,说“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理由他在7月2日的会上已经说了,“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前进”。(35)但是,怎样算“退够”?包括不包括分田到户?刘少奇支持田家英把分田到户给毛泽东汇报,但邓小平没有这样明说。所以,他只是原则上主张“退”,究竟退到哪里,他委之于党中央的讨论。 7月8日,他同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明确表示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此后,没看到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再讲什么。8月6日开始举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听了毛泽东关于“形势、矛盾、阶级”的讲话,包括“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的讲话后,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36) 4、邓子恢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 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是党内最早提出并且坚持要搞包产到户的。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37)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被认为是在中央尚未就农村体制作出决定前公开宣传包产到户的人。 他对包产到户说得最具体、最确凿,但又不同意搞分田到户。这个观点既不同于刘少奇、田家英,也不同于邓小平。他们三人,都既讲包产到户、又讲分田到户,没区分二者。这在《毛传》上有详细的记录。 在1962年7月8日毛泽东明确反对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后,邓子恢仍于7月17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他的主张。他用“责任田”的概念来概括包产到户。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38)当时,还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概念,改革开放后编撰的邓子恢传记才说:“‘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39) 邓子恢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包产到户问题多次作了检讨。说到提出包产到户的背景时,他说: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说到思想和行动时,他说: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