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认识当时关于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不同主张呢?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当时不同主张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克服严重困难。也就是说:其中分歧,不是与形势严峻无关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制设计的意见分歧,而是对如何救急克难的办法的讨论。陈云的“四年克服困难”,邓小平的“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田家英的“先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再引导到集体化”,都是救急克难的设想。毛泽东的直接考虑,其实也在救急克难上。1961年同意安徽“试验”,1962年由于夏收好得超乎意料而觉得“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足以救难,停止试验,都是从克服困难的需要来考虑的。 其二,当时不同主张的聚焦点并不清晰明确。争来争去,到底争的是什么,各方的理解有所不同。跟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各有说法。陈云讲的是“分田到户”,没有讲“包产到户”;邓子恢讲的是“责任田”,而不同意“分田单干”;田家英讲的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二者并提,也未说这二者有什么区别;邓小平没有提自己的方案,只是倾向于允许包产到户,讲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包产到户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前提下的生产组织形式,分田到户则要求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那么,毛泽东坚持的是什么?他不但坚持集体所有制,而且坚持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生产组织形式。他反对包产到户,更反对分田到户。争论焦点的模糊不明,影响了双方对于客观真理和科学决策的坚持和表达。 其三,当时的不同主张有没有道路不同的问题?这不能作简单的回答。就包产到户而言,因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搞了,是为了创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所以不存在道路问题。就分田到户而言,因为它是回到单干,结束集体所有制,所以存在道路问题。就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并提而言,那是把不同性质的做法混在一起,实行起来会难以把握。 其四,1962年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上的不同主张的是非,不能用1978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成果作简单判断。第一,这两件事发生的历史环境不同。1978年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后采取的。虽然如此,1978年的农村情况还是好于1962年。比较一下经济数据: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而1962年只有1149.3亿元;1978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206.2亿元,而1962年只有103.2亿元;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62年只有16000万吨。1978年我国人口为96259万人,1962年为67295万人,人口大约增加了1/3,而经济总量包括粮食产量则增加了1倍。(45)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没有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没有接受将队为基础改为大队为基础的建议;二没有再搞“大跃进”,并批评了某些企业动不动搞翻番的计划。这就是说:1978年的包产到户是有战略主动性的,而1962年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是在把形势看得非常严峻的情况下的比较被动的救急克难的想法。第二,这两件事的政策内涵不同。1978年的农村改革,是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即1982年一号文件就指出: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就说明不是“单干”。(46)而1962年的后退主张并未明确坚持集体所有制,是要一直退到分田到户的,如散了集体化、过几年再搞集体化。第三,这两件事的历史认知程度不同。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是随着党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并最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逐步展开并推向深入的。这才使包产到户有了广阔的展开余地,可以发展成为“农户+公司”的模式,可以实行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而1962年意见分歧的双方,都没有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这是全党共同的历史认识局限性。正因为这样,考虑救难多的陈云等人把希望寄托于再集体化,而考虑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多的毛泽东则认为:农业的唯一出路是经由合作化前进到机械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