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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这一年引发党内争论的主要分歧的述评 上面的历史回顾表明,1961到1963年,集中于1962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党内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主要的问题有三个: (一)对于形势判断的不同认识 这种不同认识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发生的。它不是对从1958年到1960年不好形势的不同认识,而是对经过1961年这一“调查研究年”后出现的新发展态势的意见分歧。 1、刘少奇的看法。 在1月底2月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形势作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15)的估计。 在2月21日西楼会议前,他发现1961年实际上存在着30多亿元的财政赤字等问题,感觉到应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研究。在西楼会议上,他指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16)。 在4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看来,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17) 在5月7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18) 在7月同田家英的谈话中,他认为:形势比较严峻,“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19)。 在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他之前的形势估计作了一番检讨。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20) 2、毛泽东的看法。 在1961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21) 1962年3月,他在武汉听取关于西楼会议的汇报。他只同意西楼会议所说的“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22),而没有对西楼会议关于形势的估计表态。实际上有保留意见。 6月,他离开武汉,返回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夏收情况,河南、河北、山东、湖南,都说夏收增产。他在天津对河北的负责人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出乎干部群众预料。(23) 8月,他找各个大区负责人谈话,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作最后准备。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功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24) 在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这样分析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1959年、196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196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