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对1962年中央工作的回顾 为了说清楚这一年的党内争论,需要从1961年的“前联系”、1962年的“自联系”、1963年的“后联系”来说明这段历史的演进过程。 (一)作为其“前联系”的1961年 1961年1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毛泽东的失散著作——《调查工作》(出版时取其原名《反对本本主义》),这部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主旨的著作失而复得,令毛泽东极为高兴。为适应当时应对严峻形势的需要,他提出:“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④,成为一个调查年,用正确政策扭转被动局面。 这种做法,在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毛传》所述:“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⑤。”“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的否定。”⑥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62年中央审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中。 (二)作为其“自联系”的1962年 1962年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中是具有转变性的一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除了年初新疆边民大规模越境外逃,年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粉碎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外,国内还先后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是要查找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发生错误又努力克服错误的经验教训,澄清妨碍克服困难的错误观点和作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开会之初,先发了中央的书面报告稿,请与会同志提意见;后成立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完成书面报告稿的修改。1月27日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作了口头报告,对“大跃进”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反思,特别是说到造成1958年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起了不同情绪和不同意见。1月30日又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超越大会中关于是否存在分散主义的争论,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超越对各种错误的具体批评,论述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原理和认识路线。在这个高度上,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还超越单纯纠正建设速度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期性。毛泽东的报告起了两大作用:第一,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在战略意义上提升了人们对党的事业的信心。 第二件大事:从1962年2月21日的“西楼会议”到8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的党内讨论和争论。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分歧,首先体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书面报告的结论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只要抓紧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到1963年就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七千人大会结束不到半个月,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5月7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申西楼会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还说: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⑦而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人则认为,1961、1962年的形势在逐渐变好。 形势估计的差别导致政策取向的不同。1962年6月底,刘少奇听取从外地调查回来的田家英汇报时,觉得全国形势严峻,支持田家英把他的分田到户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完田家英的意见,提出了质疑。从这次谈话看,党内对于是否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意见分歧很大。从这次谈话到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一个半月时间,中央内部就形势问题和农业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争论。 第三件大事:1962年8月26日到9月23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开幕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⑧结果还是开了近一个月。笔者之所以把八届十中全会当作相对独立的大事,因为毛泽东把上述意见分歧看得很严重,将其上纲上线,从而在全会结束时较为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的意见经过有关部门整理,又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后,写入了全会公报。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