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古希腊以城市名命名的埃利斯派、麦加拉派、埃雷特里亚派、昔勒尼派，基本上都有师承渊源，各学派有比较接近的思想倾向，且它们曾被归入“小苏格拉底派”。不过，古希腊哲学中，也曾有过“伊奥尼亚学派”和“意大利学派”这样以较大的区域命名的称呼，后者曾见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是把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分别作为这两派的首领，来为古希腊哲学家排系谱[6]。但是因为赫拉克利特所住爱菲所城邦也属于伊奥尼亚地区，而爱利亚学派也在意大利，所以，后人多放弃了“伊奥尼亚学派”和“意大利学派”这样的称呼(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先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原理，后称“意大利学派所称‘无限’”[7]，比较明确。这对于我们进行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除非意义明确，否则我们最好放弃使用“楚学”、“齐学”、“鲁学”这样的称呼)。像第欧根尼·拉尔修所提到的希波伯图就已经是这样了： 希波伯图在其著作《论哲学流派》(On Philosophical Sects)中宣称，共有九个派别或学派，其排列如下：(1)麦加拉派;(2)埃雷特里亚派;(3)昔勒尼派;(4)伊壁鸠鲁派;(5)安尼凯里派;(6)塞奥多洛派;(7)芝诺派或斯多亚派;(8)老学园派;(9)逍遥派。他略去了犬儒派、埃利斯派和辨证派;至于皮浪派，因为他们的结论是如此不确定，以致几乎没有任何典据家承认他们是一个派别;有些人则在某些方面承认他们的主张，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否。然而，看来他们仍旧是一个派别，因为我们使用这样的评判标准：在面对事物现象时，那些在态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种原则的人就成其为一个派别;根据这个理由，我们称怀疑派为一个派别应当能够得到辩护。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用“派别”这个词来理解一种支持连贯一致的肯定教义的偏见的话，他们就不能被称作一个派别，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肯定的教义。[8] 希波伯图没有给因性情、信念、研究对象而得名的学派留下位置，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后来具体叙述中，基本遵循了这个原则。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也是有启发的。我们曾指出：我们现代人是在运用“墨家”、“阴阳家”这样格式化的思维原型在思考问题，在利用他们艰难地与两千多年前的人“对话”;而事实上是，这些疏阔的“话语”，也把我们套牢了，仿佛离开了它们，我们又无法“说话”……相对而言，“百家”的“家”用的是本义，“六家”的“家”则是引申义……将“六家”、“九流十家”作为我们讨论先秦秦汉思想史时基础“话语”、思想原型的状况，有必要做出改变了[9]。参照古希腊的情况，我们更应该从“百家”学派这个角度来考察先秦汉初的哲学思想。 上引文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希波伯图使用了“派别或学派”，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试图为“派别”下定义：“在面对事物现象时，那些在态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种原则的人就成其为一个派别。”“派别或学派”，所用英语是“Sect”和“School”。这两个词，英译者在导论中说：“在我们谈及哲学‘派别(school或schools)’的地方，希腊人更愿意讲哲学家的‘师承(succession或successions)’”[10]。因为中国的“学派”和“派别”这个词的区别越来越小，西方的“Sect”和“School”也有类似情况，所以中译者既用“派别”翻译“Sect”，又用它翻译“School”。因此，上述第欧根尼·拉尔修对于“派别”的定义，也可以说适用于“学派”。这个定义显然是从思想倾向这个角度出发的，似乎没有照顾师承渊源。但是考虑到希波伯图所述派别已经包括了一定的师承因素在内(当然，关于一些师承关系的古代记述，尤其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后人也有怀疑者)，英译者也强调希腊人更愿意讲哲学家的“师承”，所以我们可以说第欧根尼·拉尔修对于“学派”的定义，应该已经隐含了师承渊源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曾指出：战国时的诸子，很明显地更重视有学术师承渊源的学派这一意义上的“家”……延续的师承渊源，是和独特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的……学术师承渊源比思想宗旨更为重要，因为师承一定，那么学术宗旨也就能大体接近，虽有变化而不远[11]。因此，从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来看，学术师承渊源和学术宗旨，是我们考察“学派”的两个重要视角。而且，学术师承渊源更重要。 其后的古希腊——西方哲学，承接“辨证派”、“怀疑主义”，在中世纪、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更多的则是“唯名论”、“唯实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实在主义”这样表示信念的名称，从其说者被称为“XX论(主义)者”，表明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概念化。这和我们考察中国思想发展的结论相近：“百家”早于“六家”，“六家”仅是谈论学术思想中，有关于治国的六个重要的思想取向……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可能会同时出现若干个思想倾向[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