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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 “社会”素来有“大社会”“小社会”之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个“大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的“社会”与这个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大致相当，所以是个“小社会”。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社会建设的内容归纳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和社会管理几项，这当中，除了社会管理以外，其他几项传统上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事业的内容，也大致与人们常说的“民生”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当。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也将社会体制改革纳入了社会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等。基于这些内容，本书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社会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生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 (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主要包括人口自然结构和非自然结构。人口的自然结构即是人口自然变动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人口的自然变动又取决于人口增长类型的演进。考察人口增长类型进化的指标主要有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比较高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缓慢的自然增长率为传统型，比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为现代型，介于二者之间的统称过渡型。人口增长呈过渡型的阶段，出生率、死亡率和生育率开始逐步下降且死亡率的下降要早于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快到慢的过程。①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人口增长是典型的传统型，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迅速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过渡型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已明显呈现代型。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的经历不同，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转变主要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严格的人口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计划生育成为社会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同的人口增长时期和增长类型生成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反过来，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又会导致不同的人口增长类型。在过渡型的前半段，人口死亡率开始显著降低，相对于比较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导致少儿抚养比提升，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增长动能强劲。在过渡型的后半阶段，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向上提升，人口趋向老龄化，增长动能缩减。到了现代型的人口增长阶段，就完全是个老龄化社会，进而势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未富先老且老龄化呈加速态势，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显著特征。 人口性别结构简单说来就是指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例。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适度偏高是合理的。每年出生100个女婴就会相应诞生102～107个男婴，男婴比例一定高于女婴。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死亡率会上升，女性寿命长于男性，所以在高年龄组女性人口往往多于男性，这是人类性别比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或者高于正常的比例，就会出现婚姻挤压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有一部分人会一辈子无法结婚。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980年以前基本正常，1980年以后突破正常值且一路走高，成为人口自然结构出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也许有足够的理由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一路走高体现的中国人口自然结构变化，归因于同一时期出台并付诸实施的新的人口政策、农村土地政策，以及B超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发展的叠加效应。这种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将随着这批人口逐渐成年而显现出来。 人口的非自然结构即人口的空间移动引起的人口地区分布特别是城乡分布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地区人口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两个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又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的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偏集在东部各省，西部尤其西北广大地区则人烟稀少，人口密度由东向西逐步递减。尽管西部地区总体上人口生育率高于东部地区，而且计划经济时期开发边疆、建设三线和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西部和东北地区迁移了不少人口，改革以来人口流动加剧、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增多、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20世纪30年代揭示的胡焕庸线显示的人口分布状况至今没有大的变化，1949年线西北(占全国54.5％的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人，线东南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9人；2000年前者增加到13人，后者增加到284人。受自然的、历史的、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比较缓慢，也不显著。但是现代化以前伴随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加快，人口流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讨论当代社会史所要关注的重点。各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说前者是后者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个例外，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许多人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当然很重要，但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工业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就业结构转换与产业结构变动相脱节，是赶超型经济与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相结合的衍生品，而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政策只是这一战略的制度上的保障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以后，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协调，就业结构转换得以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步进行，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城市化速度随之明显加快。但是户籍管理制度的藩篱尚未废除，于是就衍生出一个“亦工亦农”的农民工阶层，于是就有了新近的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出台，这些都是中国有特色的地方。此外，研究人口的非自然结构还要考虑人口的民族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正式认可的民族有56个，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高，分布范围却很广，以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大杂居、小聚居为显著特征。一个地区的民族构成状况是其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民族在人口、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民族构成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 本书有别于一些人口学界的观点，把家庭结构、职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或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文化教育结构等，不是放在人口的非自然结构中考察，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结构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家庭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受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婚姻制度变化的影响，家庭的规模、观念与伦理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动，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历来崇尚多子女的大家庭。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特别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增长类型更替和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家庭规模日渐缩小，家庭模式也日益从联合家庭(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主干家庭(即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组成的家庭)向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转化，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父母与成年子女相分离的空巢家庭。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模式的更替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迅速减弱，绝大多数老人依赖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遇到的新课题。农村的家庭结构变动值得格外关注，因为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和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以及农村的“空心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社会上除了通过血缘纽带组合成核心的、微观的家庭以外，还通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区分为不同的阶级，并通过职业纽带和分配上的不平等结成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特征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四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公有制一统天下，人们所从事的职业相对比较固定，分配上的差距不明显，阶级结构上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快速演变、人口流动性增强和职业分化加剧，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农民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此消彼长，并且农民出现了流动性加剧和日趋兼业化的特点，农民工逐渐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另一方面，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②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这当中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与此相伴随的是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不同的阶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相应的，管理者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也日趋纷繁复杂。 社会组织结构(或社会组织形态)因与社会管理体制有关，我们将其放在社会管理中讲。人口或居民的文化教育结构则因与人力资源有关，我们将其放在社会事业中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