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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事业 传统上的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在中国各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文化、体育、社区建设、旅游、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内容。本书没有刻意去区分社会事业与民生事业这两个概念，只是在有的章节里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扶贫开发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视为基本民生的范畴，将教育、健康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视为社会事业的范畴。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的民生事业就是从解决千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开始起步的。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启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调配相适应，建立了劳动力统包统配制度。这也是为了保证农产品供给，防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人们熟知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在严格的户籍管理之下，农村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劳动力及其家属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主要也是着眼于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返城和迫不得已推行的允许自主择业、自主就业，使得劳动就业制度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以来，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城市形成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统包统配制度向劳动合同制转变，最终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灵活多样的就业制度。在就业体制转换和就业保障方面，要特别注意20世纪9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阵痛期的情况，这一时期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意义深远。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劳动保险制度为重点建立起来的，1956年出台的《劳动保险条例》是计划经济时期以职工为对象的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与其相配套的还有公费医疗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在农村，主要是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五保”供养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并不完善、覆盖范围小、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但它是与当时的经济水平、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相配套的，对那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以来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是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展开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为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出台的一些重要举措，初步搭建起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为主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本框架的“雏形”。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民生政策的基础工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走上了城乡统筹、覆盖全社会的快车道，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项目齐全、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当然，框架是搭建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很不完善。 住房直接关系到民生，住房保障同样是社会保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似乎容易被忽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居民是自建住房，这一点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城市居民在改革以前实行的是以国家统包、无偿分配、低租金、无限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住房短缺严重，政府负担重，积累的问题较多；改革以来全面推行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住房私有率增高，与此相应，为了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建立了公积金制度和住房保障体系，并实施安居工程，不断加大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大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得到解决，但是过高的房价收入比是现存的突出问题。 收入是民生之源。但是，收入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消费和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将其放在社会生活中讲。又鉴于收入分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较大，所以前文所言社会结构的讨论也会涉及收入问题，特别是收入不平衡等问题。 扶贫开发是头号民生工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的实现主要归功于中国。但是，政府有意识的扶贫开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大规模实施的，此前对贫困人口主要依靠社会救助(社会救济)。从1986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确定贫困标准，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自此，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从开发式扶贫到扶贫攻坚，从集中连片扶贫到精准扶贫，针对性强，手段、方式多种多样，政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减贫6.6亿人，超过世界人口大国美、俄、日、德四国人口的总和，这是1978年至2013年中国按照国际扶贫标准累计减少的贫困人口数。⑤当然，迄今为止的扶贫工作指向主要是农民，城市扶贫还是依靠社会救助(社会救济)。 教育事业和健康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撑。教育本身是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史关注的是教育体制变动和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主要考察的指标是文盲率(成人识字率)、人均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健康本身是营养和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范畴，社会史关注的是医疗卫生体制变动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口健康水平的变化，主要考察的指标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教育和健康互为前提、互相转化，共同决定一国的人力资源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就显著，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以人文指数衡量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新时期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些曲折，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诟病较多，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且供需矛盾突出，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改革以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