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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的概念，不单单是提法上的变化，还意味着管理理念、管理格局、管理方式的变化，本书主要考察中共十八大以前的社会发展进程，故仍然沿用“社会管理”的概念。 2011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必须着力完成七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和谐等。③这一概括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管理首先要有明确的管理对象和管理者。社会管理的管理对象是社会事务，这是不言自明的。在中国，传统上负责或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团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在社会事务管理中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从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官方开始正式采纳“社会组织”的称谓，并将传统上的“民间组织”纳入了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社会组织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有利于纠正社会上对这类组织存在的片面认识、形成各方面重视和支持这类组织的共识，也是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所提速的大趋势相适应的。 社会事务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来运行的。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管理方式，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负有无限责任，因而不存在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形势新要求，政府开始提出多头治理、齐抓共管，落实到社会管理体制上就是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中共十八大以来又增加了“法制保障”的新要求，在管理机制上强调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在基层管理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政府把社会管理事务落实到各个不同的“单位”(在农村是人民公社)，由其对本“单位”包括全体职工生老病死在内的社会事务负全责，于是就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包括企业)办社会的局面，职工对自己的“单位”也就有了依附性。在城市，凡是“单位”够不着的管理死角，凡是不属于“单位”的人员，交给街道和居民委员会负责；在农村，则是建立了以“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为对象的“五保”供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在农村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和社会组织单位，自主经营的农户不再依附于土地和农村“社区”；然后是城市里的企业放开搞活、改革经营体制和用工制度，事业单位也逐渐将社会事务剥离给社会，所有制多样，就业形式多样，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逐渐成了“社会人”，街道和居委会逐渐演变为“社区”，负责服务的社会对象日渐庞杂，负责管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要求“政社分开”，变“单位制以主，街居制为辅”为“社区制为主、单位制为辅”，变政府的垂直型管理为齐抓共管的扁平化管理，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这是社会管理体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促成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变管理为服务，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所以政府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是研究社会管理时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和谐程度和公民的满意度、幸福感，是政府社会管理绩效的最终体现，关键要看政府对社会问题抓得准不准，处理得是否及时、是否公正透明。 本书不采用“公民社会”的提法，因为它不适用于当代中国。近年来，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④在学界讨论社会管理时成为最常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然而将这样的理论框架套之中国却有南辕北辙之嫌，且不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所谓“公民社会”，新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组织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因为有基层党组织做保障，中国的基层社会也不会发育成为“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一个独特而又不可忽视的内容。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其组织基础融入社会组织的细胞之中。长期以来，有赖于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大优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