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只蝴蝶将自己伪装成枯叶，一个毛毛虫把自己伪装得像条蛇，它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去模仿侵害者或优势者。汉化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进行。如果我们对汉化有这样一种了解，它又怎会是大汉族主义下的一种建构呢？同时我们对此有一种同情的了解，因为歧视别人的那些人本身也是被歧视者，歧视蛮子的那些“汉人”本身也被人骂成蛮子。 我今天的演讲涉及华夏边缘；不仅是《华夏边缘》一书，而是关于此主题的一个系列研究，包括《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等书的研究。我的报告将涵括学术理论及现实两个方面，在具体例证的基础上讨论一些理论性问题：为何要从边缘着手？为何边缘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如此的重要性？什么是边缘文本？如何从边缘文本、边缘现象中进行研究？ 我由最近几则新闻开始。今年初我在美国的时候，十分关心美国媒体对中东难民潮的报道。当时我偶然看到一则不太起眼的新闻，关于另外一个人潮的流动——中国的春运。我开始思考：这两个人潮流动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潮流动的共同原因之一是资源分布的不平均，然而这也反映欧亚大陆东西两半部不同的人类生态体系。这一点，我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早有揭露与讨论：“亚欧大陆之东、西两半部有如下差别——西方为沿大西洋岸少数富强而讲求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则为常卷入宗教、种族与经济资源战争及内部性别、阶级与族群迫害频传的各国、各族；东岸则为‘多元一体’的中国，以经济补助来缓减内陆地区之贫困与匮乏，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族群间的秩序。”当时我较保守地指出，虽然欧洲沿海富国常被认为是世界楷模，但以地域性人类生态体系而言，未必西方优于东方。李亦园先生为此书写的序中便直指，东亚中国的体制有其长远发展的意义。以前面提及的今日两个世界性人潮流动来看，我与李先生的看法是对的。虽然如此，这并不表示当前中国之人类生态体系全然完美无瑕。因此我关于“华夏边缘”的研究，其意义实为“觉今是而昨非”——知道今天比昨天进步之处，并期盼明天会更好。我们需要反省过去，需要批判与反思过去“华夏”或“中原中心主义”下的人类生态体系，从对过去的反省中知道今天之进步，以及仍存在的缺失。这样的批判与反思，最早在我的《华夏边缘》一书中已有些体现。 华夏核心与边缘的形成 从早期的中原文明核心说，到后来考古学家苏秉琦所提出“满天星斗”的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这是近半世纪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个思考范式转变。如今人们很容易将中国早期文明之“满天星斗”现象，与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现况结合在一起。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距今4000年到距今3500年之早商这一段时间是变化关键﹕在此期间除了中原一枝独秀式地向中央化、集中化社会发展之外，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文明如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等，都在很短的时间中突然结束——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历程。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气候变迁所造成，人类对自然有了新的抉择与适应。我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到，以齐家文化为例，在此文化之晚期人们开始移往较高的地方，以畜牧及移动的生计方式，一方面扩充可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脱离河谷地带那些掌控他们的人。中原地区则形成另外一种以“分配”来解决资源不足方式，形成一个权力中央化、资源分配阶级化的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