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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研究角度，较倾向于后现代主义之解构学风，学者认为“边缘”的模糊、断裂、矛盾现象，可以突显典范知识所建立的各种明确、连续、理性的人类体系及其“边界”的错误或不足。例如，若我们将中国少数民族现象追溯到民族识别前后，当代中国民族形成的边缘时间与边缘状态，我们将发现一些边民的认同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单纯。断裂与矛盾的现象，凸显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民族典范知识中，关于各民族及其区分的知识很有问题。这是一种解构观点；假如回到相关知识建构之前，便很容易认识到“民族”、国家”等概念及相关的民族与历史知识之建构性。 虽然方法接近，但我并不满意这种站在解构角度的边缘研究。我认为，第三个研究角度，“边缘”更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在各种典范威权所能及的或正在发生转变的边缘空间、时间与人群之间，人们较有能力表现其潜藏的意图，产生违反典范的作为，并以此逐渐造成改变，因此“边缘”是让我们了解社会与时代变迁，以及反思其意义的最佳切入点。我举个例子，清代中叶云南大理有一士人王崧，自称其家族为南京人。王崧的官宦生涯可谓是资历完整；中进士，至外省当县官而有良好官声，退休后在书院讲学渐获得全国知名度。因此当云南要编省志时，他被敦请入方志局，任主要编修者。作为这样一名学者，王崧应知道该如何编修一本方志，但是最后他编成的方志却无法让他的方志局同僚接受。后来王崧愤而携稿离开方志局。然而大理士人却欣赏他编的方志，将其以《道光云南志钞》之名出版。如今看来，的确，王崧的《道光云南志钞》中有很多十分荒谬的地方，他将仅在正史《史记》中出现的《世家》作为其所编《云南通志》的一个篇章，又将充满神话性的本地“九隆传说”编写在《世家》中，尽管他在该章前言部分称四川﹑贵州等地有许多不可信的神话传说。这例子显示，在现实结构（云南已入中原帝国版图）﹑制度组织结构（方志局与修志制度）﹑文类结构（方志文类）等的层层约束下，一个华夏边缘人王崧仍然写出一本不合宜的方志。我们可以从其志书中的文字来分析其情感﹑意图，也是其大理士族亲友们的本土情感。我现在还在追踪王崧的影响。他利用编志的机会，先编成史料丛刊性质的《云南备征志》，保存了许多本地传闻逸事，这一史料丛刊在清末民初时又为大理士人增订。大理附近许多原自称“南京人”的大姓家族，包括王崧家族，今日都成了白族。若从前述“解构”之观点，此毫无疑问是一种近代民族建构。但若我们注意王崧所为，特别是他编《云南备征志》为本地保存许多珍贵历史记忆，那么今日白族之存在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理解。总之，居于认同边缘的人能在多种典范中作选择，造成多元、多声或彼此矛盾的现象，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历史变迁。 另外一个是1930年代湘西苗乡知识精英的例子。这也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边缘时间﹑空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间已有中华民族及少数民族概念，但是南方相当汉化的云﹑贵﹑湘等地是否有少数民族，对国民政府﹑学界及地方知识分子都十分棘手。在这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芮逸夫、凌纯声两先生到湘西展开民族调查。他们在当地村落中试图寻找非汉的文化因素，但这做法却激怒了当地士绅，尽管这些士绅当时自称苗，但仍以本土文化为耻。南方士绅们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控告芮逸夫、凌纯声故意揭露当地见不得人的习俗，来作为牟利之具、谈笑之资。另外，有几位作为芮逸夫、凌纯声助手的当地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石启贵先生，感受到自身文化对本民族的重要性，因而努力搜集当地文化。芮逸夫、凌纯声于1940年将调查资料整理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后，同年石启贵也写了一本名为《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的书，以此证明苗族是一个有独立文化的民族。1930年代湘西知识分子，处于国族建构之时间﹑空间边缘，正如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顾；在此我们能体察人们在“边缘”微观情境中，面临多种选择、多种社会力量制约，其一言一行之情感、意图与抉择，因此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历史从何方发展而来﹑向何方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